在中國共產黨革命史研究中拓展技術史視角

　　物質和技術既是人類政治活動的基礎，也是中國共產黨革命的基礎。強大的物質和技術力量，是中國共產黨革命取得勝利的重要因素。筆者主張在中國共產黨革命史研究中引入技術史視角，即中國共產黨如何利用技術為革命服務。在此視角之下，可供研究的內容繁多：通信、軍工、醫療、制藥、衛生勤務、財政經濟、商業、測繪、造紙、印刷、農耕技術、交通、后勤保障、糧食的倉儲和分發等。在具體的研究中應該注重以下幾個方面：

　　“物”的研究：探討“物”背后的鮮活故事

　　任何技術體系都含有“物”，或者說設備、裝備。事實上，設備、裝備本身即是技術水平高低的重要標志。中國共產黨革命史，就是一部武裝斗爭的歷史，戰爭勝利第一。近些年來，中國共產黨革命的物質和技術基礎問題，開始得到學界關注，突出表現為對中國共產黨軍隊武器裝備來源及其背后政治、經濟、社會因素的研究。但是，若以技術史角度視之，其研究僅僅是起步，有很大空間尚待開拓。比如武器的性能、配備、彈藥等情況，及其對軍隊戰斗力、戰斗模式的影響尚無人研究。在對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軍隊無線通信系統的研究中，我雖然注意到了無線通信設備的來源，但對其型號、大小、規制、重量、電源等並未提及，這些因素對通信效率和安全的影響絕對不是可有可無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現在關於物的研究，僅僅是技術研究的初步。

　　如果仔細爬梳，有很多“物”可以進入研究者的視野。比如，鞋襪是每個士兵都需要的，對行軍沖鋒影響甚大，它的生產、制作、分配、穿著效果如何？手榴彈是根據地能夠大量制造的武器，它的生產、制作、分配、效果、購買、走私等，對戰斗模式的影響如何？地圖是指揮戰斗不可或缺的，它是如何繪制、印制和分發的？再如，財政史要研究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也要研究貨幣的印制、保管和運輸等。事實上，具有代表性的“物”的背后，必然有許多可以探討的鮮活故事，這有賴於學者們去發現和發掘。隨著“物”的研究的積累，革命的面貌會更加清晰。

　　人的研究：關注“人”和革命意識形態之間張力的調適

　　在技術系統中，人是操作者，也是技術的重要載體。不同技術體系，所需人員的種類是不同的。在此，以軍工技術為例，說明人的研究在技術史研究中的作用。軍工技術之運用，需要知識分子、技師、工人、管理人員、后勤保障人員，在中國共產黨管理體制內，還有政工人員。在研究中，既要梳理人員的來源、組成、結構、知識水平等，也需要梳理人員的培養、欲求、待遇﹔需要梳理物質刺激與精神鼓勵、政治工作與業務工作、市場調節與計劃安排之間的關系。在技術應用過程中，技術系統中的“人”和革命意識形態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張力，兩者間的調適，深刻影響技術運用的效果，需著力加以關注和研究。

　　在中國共產黨革命的過程中，曾有不少外國的專業技術人員參與其中，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群體。在醫療技術方面，抗日戰爭時期，諾爾曼·白求恩、柯棣華、漢斯·米勒、雅各布·羅生特、馬海德等醫學工作者在敵后根據地從事醫療服務工作﹔解放戰爭時期，在東北部隊服務的日本衛生技術人員最多時達3000人左右。在無線通信技術方面，抗日戰爭時期，英國無線電專家林邁可在晉察冀和陝甘寧幫助中國共產黨提高無線通信技術﹔美軍觀察組在延安曾就無線通信技術與中國共產黨進行交流。這些外國專家的參與，使中國共產黨在技術層面同外部世界產生廣泛的聯結，使中國共產黨技術的發展有了廣闊的國際背景。這些專家為什麼支持中國共產黨革命，他們在中國共產黨和世界技術交流中起到怎樣的作用，都需要進行認真的研究。

　　制度的研究：需要注意實際狀況和制度規定之間的差距

　　在某種程度上，制度和規則反映了人對技術本質特征的認知，是技術體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它將人和設備組合起來，完成特定的目標。理解制度和規則，是理解技術的前提。對於技術和規則，需要研究其起源、演變，以及被接受的過程，需要研究其根本的邏輯。以中國共產黨無線通信技術為例，1931年中國共產黨開始成規模和體系地應用無線通信技術，經歷了七八年左右的時間，抗日戰爭時期，圍繞安全和效率問題，中國共產黨制定出一整套關於無線通信的制度。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對無線通信技術的認知，有一個逐漸深化的過程。為了應用各種技術，中國共產黨制定了各種各樣的制度。從新制度史的角度看，我們不僅需要關注各種制度形成和演進的過程，也需要注意實際狀況和制度規定之間的差距，制度鞏固和得到尊崇的過程的復雜性。

　　有些制度是民眾適應自然和經濟環境，經過長期調試形成的，沒有以文字的形式呈現出來。這些制度受經濟、軍事環境的沖擊而改變，比如根據地的耕作制度在戰爭期間就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技藝的研究：在技術史研究中，應有一席之地

　　技藝簡單而言，是指操作者對規則或技巧的熟練程度。在技術的應用中，技藝居於非常重要的地位，需要長期的訓練。比如，士兵使用各種武器的熟練程度，關系到軍隊戰斗力。抗日戰爭時期，1942年10月，劉伯承強調：“無論新舊武器，有了以后還要熟練才行，將技術練成如筷子吃飯的樣子”，“使用筷子是百發百中的，我們用槍也要百發百中”，“與其有百發一中的槍百枝，倒不如有一發一中的槍一枝。”單兵技藝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此外，戰爭是一個復雜而龐大的體系，由不同的崗位組成。崗位技能是否熟練，直接影響到戰爭體系的運轉和效能。1947年6月，晉察冀軍區在攻擊徐水戰斗中，炮火急襲后10分鐘步兵即登上城頭，給炮兵指示敵人反沖擊方向，用電話幫助炮兵修正彈著偏差，炮兵以火力實施攔阻射擊，有力壓制了敵人的反沖擊。7月，華東野戰軍發起南麻臨朐戰役，在進攻南麻四〇高地時，野炮團向敵陣地射擊5個小時，步兵尚未發起沖擊﹔在進攻臨朐時，步炮聯絡中斷，入城部隊大部傷亡。

　　顯而易見，技藝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事情，它不僅存在於戰場，也廣泛存在於工業、農業、衛生、后勤等領域，事關各項工作的效能。在關鍵時刻，技藝可能具有決定性意義。技藝必然是整體性和系統性的，單人的、單項的技藝熟練，不具備決定性意義。技藝關涉的問題則極其復雜，比如，技藝如何養成？影響技藝養成的因素有什麼？技藝是怎樣傳播的？怎樣推動群體技藝的提升？因此，技藝在技術史研究中，應有一席之地。

　　知識體系的研究：關注傳播渠道和傳播效果

　　知識體系是技術最根本的支撐因素。在革命期間，中國共產黨更加注重技術的實際操作層面，以實用為主，但不能否認，對於支撐技術的知識體系，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同樣積極接受和傳播。這是中國共產黨技術體系穩定發展的基礎。

　　書籍和受過專業教育的人，是知識體系的承載者。抗日戰爭時期，受過物理、化學教育的知識分子，從北平的高等學校進入晉察冀根據地，將物理、化學等基本知識運用於軍工生產，極大推動了晉察冀軍事工業的發展。1942年春，聶榮臻邀請林邁可（燕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和班威廉（燕京大學物理系主任），為晉察冀軍區無線電研究班授課。研究班分甲、乙兩班，必修課有：高等數學、高等物理、無線電工程學﹔選修課有：高等微積分、高等電磁學、光學、量子論、相對論，每人選修1～2門。所用教材有斯坦福大學特孟教授所著的《無線電工程》﹔《數學分析》《高頻電子線路》《光學》等由班威廉教授編寫。有回憶稱：聶榮臻曾派人到平津搜集大學教材供研究組使用。這提醒我們，在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積極接受和歡迎現代知識體系。其途徑和效果如何，需要學者的關注。

　　需要指出的是，技術是推動社會變革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作為歷史研究，中國共產黨革命技術史，更加關注革命的政治、經濟、文化、組織體系、意識形態等與中國共產黨技術運用之間復雜的關系。中國共產黨革命技術史研究，內容非常廣泛。但是，技術史更應該成為一種思維方式，研究任何具體問題，都需要考慮其物質和技術基礎。

　　[作者為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