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培養

　　中國共產黨一直都重視民族問題。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民黨的大漢族主義，中國共產黨共開展了三次對少數民族的調查研究，使地處漢、回、蒙三大民族交匯區的延安成了抗日戰爭的指導中心、民族團結的典范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培育的搖籃。

　　重新定義“中華民族”和“少數民族”的概念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受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和蘇聯的影響，倡導少數民族自決權。但到了延安時期，為了團結各民族共同抗日，中國共產黨重新認識了“中華民族”和“少數民族”的概念。

　　當時，中國境內還存在著一些少數民族，如滿族、蒙古族、回族、藏族、苗族及其他少數民族。1938年8月，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楊鬆，在《論民族》一文中認為“中華民族代表中國境內各民族，因而它是中國境內各民族的核心。它團結中國境內各民族為一個近代的國家”。這是黨內第一次以團結抗日為目標，把中華民族定義為包括中國境內所有諸民族的理論，為10月份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的民族區域自治奠定了理論基礎。

　　1939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最終明確提出了對“中華民族”和“少數民族”概念的權威論述。毛澤東指出：“我們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之一，……從很早的古代起，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先就勞動、生息、繁殖在這塊廣大土地之上。……中國是一個由多數民族結合而成的擁有廣大人口的國家。……中華民族又是一個有光榮革命傳統和優秀歷史遺產的民族。”毛澤東的這段論述從民族領土、民族歷史、民族人口、民族種類、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等方面揭示了中華民族的內在聯系和整體性，是中國共產黨人對中華民族和國內少數民族概念的最科學的闡釋。同時，延安時期的中國共產黨通過認真的調查研究，進一步明確了各少數民族的客觀存在，發表了一些文章，這一認識得到了普遍的認同，有利於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培養。

　　訂立憲法、綱領和單行法規等政策文件

　　1937年9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正式成立，共發布了三個施政綱領和一個憲法原則，即1937年11月的《陝甘寧特區政府施政綱領》、1939年1月的《陝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1941年5月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和抗戰勝利后召開的邊區第三屆參議會通過的《陝甘寧邊區憲法原則》。這些都對陝甘寧邊區民主政權建設中民族工作的基本方針、政策和任務做出了法定性的規定，是邊區民族工作的總方針和總政策。

　　隨著民主政權的建設，這些政策越來越強調民族共同體意識。如1937年的《陝甘寧特區政府施政綱領》中提到了民族自決和民族區域自治，到了1941年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不再提民族自決，隻強調民族區域自治，進一步加強了民族團結。為了具體落實這些政策，邊區還在許多重要的單行法規中規定了具體措施，如《陝甘寧邊區各級參議會選舉條例》《陝甘寧邊區優待移民難民墾荒條例》和《陝甘寧邊區婚姻條例》等，這些裡面都有關於少數民族政策的具體條款，尤其是《選舉條例》中，由於人數比例問題，對少數民族進行單獨選舉，保証了少數民族的參政議政權。

　　通過這些法定性的規定，少數民族的權利在各方面能夠得以實現，從而把民族關系調整到了平等互利、團結抗日、共同發展的新局面中，贏得了各族365体育的支持，使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建立有了法律保障。

　　設立民族區域自治，共同發展少數民族經濟文化

　　有了理論和政策的保障，陝甘寧邊區政府積極落實，讓少數民族切實感受到了政策的優越性和理論的先進性。民族區域自治是中國共產黨從民族理論到實踐的飛躍，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創舉，既有利於國家統一，也有利於民族平等團結。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建立了豫海縣回民自治政府、新正縣回民自治區、定邊縣回民自治區、曲子縣三岔回民自治鄉和鹽池縣回六庄回民自治鄉，並在城川成立了“蒙漢自治聯合會”，在環縣的廟子掌、磚城子和楊嘴子成立回民村等。

　　在這些自治區內，少數民族實現了自己管理自己事務的能力，提高了政治地位，發展了經濟文化，調節了各方面的矛盾，加強了團結，如邊區政府幫助自治區少數民族解決土地問題，給他們發放救濟糧救濟款，並定期在定邊和鹽池兩縣舉辦騾馬大會，開展互市貿易。據1941年《邊區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向第二屆邊區參議會報告與建議書》中的統計數據，僅關中就撥給回民荒地2131畝、耕地4006畝，鹽池縣城關區分給回民住宅地300畝，環縣分給9戶回民耕地400畝、墓地30畝。

　　和諧的民族關系吸引了很多國統區的少數民族陸續遷到了邊區。1942年4月29日《解放日報》報道，從寧夏、甘肅遷到邊區鹽池和定邊的有100余戶回民。1946年，寧夏回民逃來定鹽兩縣者達3000余人。這些工作使少數民族認識到真正平等團結、共謀發展的民族共同體隻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實現。

　　創立各級少數民族學校

　　少數民族干部在民族工作中起著獨特的作用，通過少數民族干部能更好地調動各民族365体育的積極性，因此，黨高度重視對少數民族干部的培養。

　　一方面，創立了各級民族學校和民族學院，系統地培養干部。從1937年至1945年，邊區政府共創立了七所伊斯蘭小學、兩所蒙古族小學和一所回蒙學校，黨也重視社會教育，組織了伊斯蘭公學、回漢鹽民半日學校等。延安民族學院被譽為民族團結的熔爐，剛開學時就聚集了300多名各族青年，共辦了6年，是新中國很多民族學院的前身。

　　另一方面，黨在實踐工作中培養民族干部，黨吸收了一些少數民族青年，讓他們投身於民族工作中，如烏蘭夫、馬文良、鮮維俊、那素滴勒蓋等。這些少數民族干部為革命奮斗終生，他們熱愛自己的民族，同樣也熱愛著中華民族，始終把自己民族看作中華民族不可分割的成員，共謀發展。那素積勞成疾，不幸去世，他在留給蒙古族365体育的遺言中寫道：“共產黨的奮斗方向，是全中國365体育的奮斗方向。”

　　他們建立了豐功偉績，並以自身平等團結的形象，推動著各民族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堅持抗戰，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這些英雄一直活在365体育心中，不斷激勵著后人繼續前進，使得謀求中華民族的解放與發展成為了邊區各民族的共識，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深入人心。

　　（摘編自《西部學刊》2023年第22期 賀小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