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共中央機關報刊回眸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中共中央在1921年夏至1933年初長期駐滬（曾短暫遷往北京、廣州、武漢），所以早期中共中央機關報刊多創辦於黃浦江畔，生動演繹了海派文化善於創新、引領潮流、追求卓越的特質。

　　《向導》：

　　“黑暗的中國社會的一盞明燈”

　　1922年7月，在上海舉行的中共二大曾討論黨報問題﹔8月，中共中央在西湖會議上決定創辦一份權威性的刊物，廣泛宣傳黨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

　　9月13日，第一份公開發行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向導》在上海問世，系周刊，為16開本，總發行所設於上海老西門肇浜路蘭發裡（今復興東路1047弄）3號（原建筑已不存）。創刊號的《本報宣言》指出：“現在的中國，軍閥的內亂固然是和平統一與自由最大的障礙，而國際帝國主義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經濟上，更是鉗制我們中華民族不能自由發展的惡魔”“本報同人依據以上全國真正的民意及政治經濟的事實所要求，謹以統一、和平、自由、獨立四個標語呼號於國民之前”。

　　蔡和森主編《向導》近3年，以頑強的精神克服經濟拮據等困難，堅持出刊。該刊起初是依照稿件內容排列，他出於增強針對性和突出重點的考慮，相繼開辟“時事評論”“寸鐵”“各地通訊”“余錄”“什麼話”等欄目。同時，他還動筆撰寫了大量政論、時評（僅署名“和森”的便達130余篇），無論是五六千字的長文，還是數百字的短稿，都能抓住現實中的重要問題或典型事例作具體分析。

　　蔡和森常去工廠虛心聽取大家的建議和批評﹔為了及時反映讀者的要求和呼聲，他特意在《向導》增設“讀者之聲”欄目。該刊積極向民眾宣傳黨的方針政策，並努力使之深入人心﹔而民眾對該刊的熱忱支持，又成為它在困境中堅持出版的堅強后盾。該刊被譽為“黑暗的中國社會的一盞明燈”，發行量從起初的3000余份，逐漸上升至數萬份。當年，李立三曾這樣評價：“《向導》的功績，正是和森同志在中國革命中表現的極大的功績。”

　　由於險惡環境所迫，《向導》在上海出版前5期后，編輯部不得不輾轉北京、廣州、上海、武漢等地，發行范圍也擴大到許多大中城市，並在巴黎、柏林也有銷售。1925年10月，蔡和森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六次擴大會議，隨即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向導》由彭述之主編，鄭超麟承擔具體編輯事務﹔1927年春，編輯部從上海遷至武漢，《向導》由瞿秋白主編，羊牧之協助編輯，有老同志回憶說最高發行量曾達10萬份，在“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后停刊，共出版201期。

　　《向導》旗幟鮮明地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反對封建軍閥、支持工農運動，經歷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全過程，見証了這個歷史時期黨的發展。

　　《熱血日報》：

　　“出版十期，銷數即達三萬”

　　五卅慘案發生后，為了及時揭露帝國主義的暴行，鼓舞民眾的斗志，中共中央決定在上海公開出版一份日報。瞿秋白率領相關同志通過緊張忙碌，僅數日就完成了籌備。

　　1925年6月4日，《熱血日報》在上海創刊，由瞿秋白擔任主編，沈澤民、何公超和鄭超麟等參與編輯工作。瞿秋白在發刊詞中宣告：“現在全上海市民的熱血，已被外人的槍彈燒得沸騰到頂點了……現世界強者佔有冷的鐵，而我們弱者隻有熱的血，然而我們心中果然有熱的血，不愁將來手中沒有冷的鐵，熱的血一旦得著冷的鐵，便是強者之末運。”

　　《熱血日報》系4開4版，採用鉛印，每期約1.2萬字。該報政治性、鼓動性比較強：第一、二版的“本埠要聞”“國內要聞”“緊要消息”欄目，多登載各報回避或忽視的新聞﹔第三版的“國際要聞”欄目，專門報道蘇聯和各國工人階級對中國365体育同情、支持的消息﹔第四版的“呼聲”副刊，主要發表短評、雜文和文藝作品等，其中既有對錯誤言論的批判，也有對可恥行徑的諷刺。

　　《熱血日報》登載的社論，大多出自瞿秋白之手，如《工商學聯合會與上海市民》《上海總商會究竟要的什麼？》《誰是敵，誰是友？》《五卅慘案與廢除不平等條約》等，針對性都很強，說理非常透徹。

　　在主編《熱血日報》期間，瞿秋白正被上海租界當局“通緝”，但他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廢寢忘食地投入辦報工作。他的妻子楊之華在《回憶秋白》中談道：《熱血日報》社址是一間客堂，室內陳設非常簡陋，中間放一張白木長桌，四周擺著幾條長板凳。當時天氣很熱，白天瞿秋白在悶人的房內認真撰寫文章、編輯新聞和校對、組版，忙得汗流浹背﹔晚上，他還要聽取記者們的匯報，並組織寫稿。每當發現重大問題，瞿秋白總是走到工人群眾中去，親自核實材料，然后才見報。那時，盡管工作非常辛苦，他卻對妻子楊之華說：“這樣工作比在大學講台上講課要有效得多。”

　　有一次，瞿秋白外出辦事，瞧見一個工人正在看《商報》，便與之交談，對方訴苦說：“沒有合適工人看的報紙，現在報紙都看不懂。”他從中受到啟發，在編報時力求文字淺易、注重使用口語或方言﹔文章的觀點開門見山、篇幅能短則短，使工人有空看、看得懂。此外，他還發表了許多民間小調、說唱，它們通俗生動，為群眾所喜聞樂見，迅速被大家傳唱。

　　《熱血日報》是黨創辦的第一份日報，在五卅運動中有很大的影響。該報曾在啟事中透露：“出版十期，銷數即達三萬，投稿通信與親來接洽者，日以百計。”該報從第二期起，在報頭旁標明通訊處為“北浙江路華興坊五六七號轉”﹔從第十二期起，標明社址為“上海北浙江路華興路五十六號”，北浙江路即今浙江北路，華興坊后為華興路64弄。

　　由於帝國主義和軍閥的扼殺，《熱血日報》於6月27日出版第二十四期后被迫停刊，但它的革命宣傳已產生了很大影響。

　　《布爾塞維克》：

　　“中國革命新道路的指針”

　　在1927年八七會議上，選出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不久，中共中央從武漢遷回上海，因《向導》已被迫停辦，遂開始籌劃秘密出版新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

　　10月22日，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舉行會議，正式決定在滬創辦綜合性的中央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由瞿秋白、羅亦農、鄧中夏、王若飛、鄭超麟組成編委會，並由瞿秋白擔任編委會主任（主編）﹔11月14日，又決定設立中央黨報編輯委員會，增加蔡和森、毛澤東、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張太雷等21人為編委。

　　《布爾塞維克》第一期於10月24日問世，刊名由瞿秋白親筆題寫﹔編輯部設於上海愚園路亨昌裡418號（今愚園路1376弄34號），此系“假三層”磚木結構新式裡弄住宅。瞿秋白在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同時，負責編輯《布爾塞維克》，決心使它成為“中國革命新道路的指針”﹔他每周必從位於福煦路（今延安中路）的寓所前往編輯部，與大家一起商量選題、篩選稿件。

　　《布爾塞維克》是在中國革命形勢發生重大變化之際創辦的，先后開辟過10余個欄目﹔為了防備敵人破壞，曾以偽裝封面印行，曾經用過《中國文化史》《中國古史考》《經濟月刊》《平民》《虹》等刊頭。

　　該刊以大量篇幅宣傳黨制定的實現土地革命和工農武裝暴動的總方針，如第一卷第二十五期發表的《湘南、湘東、贛西革命勢力之擴展》，介紹毛澤東在井岡山建立根據地，報道朱德率領南昌起義的部分隊伍上井岡山，贊揚井岡山會師和根據地發展使革命“勢力所及之地”“敵人都不敢正視”。該刊還及時登載中共中央的決議和指示，轉載共產國際的文件，發表探討、研究中國革命問題的理論文章，成為黨的重要政治宣傳陣地。那時，毛澤東曾在給中共中央的信中要求寄送《布爾塞維克》等，並稱“我們望得書報如飢如渴”。

　　《布爾塞維克》從創刊至1932年7月，共出版52期﹔擔任過編委會主任的還有蔡和森、李立三、張聞天等。因環境險惡，它逐漸改成半月刊、月刊、不定期刊，並由16開本改為32開本﹔編輯部設在亨昌裡的15個月中，共出版31期，佔60%。當年，該刊如一股清風，吹散了大革命失敗后讀者胸中郁積的塊壘﹔又似一盞“暗夜明燈”，照亮了人們前進的道路。

　　《紅旗周報》：

　　最早提出“組織武裝的救國義勇軍”

　　1931年2月17日，張聞天從蘇聯莫斯科回國抵達上海﹔3月初，他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后又成為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他根據開展革命宣傳的需要，及時對黨報工作進行調整。3月9日，他主編的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周報》在滬創刊。

　　《紅旗周報》的前身是《紅旗》和《紅旗日報》。《紅旗》於1928年11月20日在滬創刊，由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開始是周刊，從第二十四期起改成三日刊，初為16開本，后改成32開本、8開本，至1930年8月2日共出版126期。1930年8月15日，《紅旗》與中共江蘇省委主辦的《上海報》（1929年4月17日創刊，由李求實主編，為4開4版日報，共出版385期）合並為《紅旗日報》，4開4版，注明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至1931年2月14日改成“中國共產黨中央和江蘇省委機關報”﹔《紅旗日報》主編先后為潘文育、王稼祥，採訪部主任是潘漢年，常撰稿的有李立三、關向應、張聞天等，該報從多方面宣傳黨的方針和政策，受到黨內外的歡迎，問世不滿一個月發行數即達1.2萬份以上，后因印刷所連續遭敵人破壞，難以正常印行，於3月8日停刊，共出版182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張聞天果斷決定將《紅旗日報》停刊，改出秘密發行的《紅旗周報》。

　　《紅旗周報》創刊號發表了《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法令草案》和《擊破國民黨進攻紅軍的新計劃》等文章。而且，在相當於發刊詞的《本報編者給讀者的信》中呼吁：“親愛的讀者，為了維護蘇維埃政權、推倒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而斗爭呵！”該報主要刊登中共中央的工作報告、決議、政策、通電、宣言等，轉載共產國際的文件，報道蘇聯和各國共產黨的消息，反映國內外政治形勢發展狀況，指導全黨工作的開展。《紅旗周報》所開辟的“蓬蓬勃勃的中國蘇維埃運動”專欄尤其受讀者關注，曾登載大量通訊，介紹革命根據地各方面的情況，如張聞天在1932年7月10日署名“洛甫”發表的《蘇維埃政府怎樣為糧食問題的解決而斗爭》，綜合幾個蘇區的文件和報告中的典型材料，生動闡述了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能夠不斷發展的充分依據。值得一提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周恩來在10月21日出版的《紅旗周報》上發表《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滿洲與我們黨當前任務》，其中最早提出“要領導工農及一切被壓迫民族自己組織武裝的救國義勇軍”，這使“義勇軍”的名稱傳播開來﹔此后，中共滿洲省委決定“動員廣大群眾建立起義勇軍”，並先后派出200多名黨、團員到各地組織或協助創建義勇軍。

　　由於白色恐怖嚴重，《紅旗周報》常面臨危險，但張聞天無所畏懼，盡力保証它的正常出版。《紅旗周報》第一期至第九期，為8開版報紙﹔從第十期起，改成32開本書籍形式，出於掩護發行需要，曾陸續採用過《實業周報》《時代周報》《摩登周報》《佛學研究》《平民》《現代生活》《建筑界》等16種偽裝封面。

　　為了使《紅旗周報》等能順利印行，中共中央1931年春租用上海齊物浦路元興裡兩幢緊挨的樓房（今周家嘴路998弄146-148號），一幢設秘密印刷廠，一幢設進行掩護的綢布庄，由錢之光具體負責。不久，由於擔任中共中央特科要職的顧順章叛變，秘密印刷廠轉移到上海梅白克路（今新昌路）99號，一樓開煙雜店，常由“老板”錢之光觀察外面動靜，二樓作為宿舍，三樓用於排字、印刷和裝訂。

　　因白色恐怖嚴重，張聞天不得不屢次變換寓所。在1932年，他大部分時間居住於上海愛文義路平和裡（今北京西路239弄）27號﹔至11月，轉移到坐落於跑馬廳西南側的馬立斯新村（今重慶北路216弄）。其間，他除了埋頭工作，還以“洛甫”“平江”“歌特”等化名發表百余篇文章。1933年1月，他隨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進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紅旗周報》堅持辦到翌年3月1日，共出版64期，另有附刊13期﹔該報不僅起到重要的“喉舌”作用，還對昔日黨在蘇區和國統區的工作進行了完整的記錄，留下了寶貴的史料。

　　其他中央機關報刊

　　除了上述黨報黨刊外，還有一些早期中共中央機關報刊也曾在上海出版。

　　《前鋒》於1923年7月1日在滬創刊，為了蒙蔽敵人，假托在廣州出版，由瞿秋白主編，陳獨秀、張太雷、向警予等為主要撰稿人。該刊主要分析和探討中國革命問題，宣傳中共三大制定的方針、策略﹔每期辟有“寸鐵”欄目，以短小精悍的文字揭露時政弊端。1924年2月1日，出至第三期停刊。

　　《中國共產黨黨報》於1923年11月30日在滬創刊，由陳獨秀主編，期刊不定。至1924年5月，已編印4期，其中第一期是中共三屆一中全會文件，第三、四期是1924年5月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文件。具體停刊日期不詳。

　　《中央政治通訊》（也稱《中央通訊》）於1926年9月在武漢創刊，翌年11月遷到上海。該刊初為供“中央局負責同志及重要區域負責書記了解各方面工作情形及決定政策時之參考”的“黨內最機密最重要的政治刊物”，后改成黨內公開刊物，主要登載中共中央文件、工作總結、各地通訊，包括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和各地工農武裝暴動的材料。1928年7月停刊，共出版30期。

　　《黨的生活》於1929年1月1日在上海創刊，初為不定期刊，出至第六期后改成半月刊。該刊主要登載黨內對中國革命道路進行討論的文章，也有對右傾思想觀點的批判﹔主要撰稿人有李立三、劉少奇、鄧穎超、余鴻澤等。1930年6月15日停刊，共出版11期。

　　《實話》於1930年10月30日在上海創刊，系理論性報紙，由王稼祥主編。登載的主要內容為中共中央決議、宣言、通告，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文件，闡述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文章。1931年3月5日停刊。

　　《斗爭》於1932年1月21日在上海創刊，系油印的不定期刊，16開本，曾由張聞天主編﹔中共中央機關遷離上海后，該刊仍在上海出版，內容以中共中央文件、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文章為主，1935年7月5日停刊，共出版79期，被稱為“上海版”。順便一提，1933年2月4日，江西瑞金也曾印行《斗爭》，作為中共蘇區中央局機關刊物，系鉛印的旬刊，16開本，1934年9月30日休刊，共出版73期，被稱為“蘇區版”﹔紅軍抵達陝北后，1935年11月21日，《斗爭》接續“蘇區版”期號在延安印行，作為中共中央西北局機關刊物，后改成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系周刊，32開本，共出版54期，被稱為“西北版”（1937年3月19日終刊）。

　　在上海創辦或出版的早期中共中央機關報刊中，有的敢為人先，有的策劃精湛，有的編排考究，有的奮力開拓，它們堅持了鮮明的政治立場和辦刊宗旨，也奠定了黨報黨刊的優良傳統。

　　（作者為第十二屆上海市政協文史委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