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時期紅軍學校干部教育

　　在土地革命時期，針對當時部隊損失過多和缺乏指揮干部的問題，我黨我軍加緊培養干部。隨著干部教育歷經摸索探究日益正規化，從最初的教導隊設立到多所紅軍學校的建立，我軍逐漸涌現出一批有著鐵一般信仰、鐵一般信念、鐵一般紀律和鐵一般擔當的干部。

　　依據實戰需要，快速提升戰力

　　土地革命時期的紅軍成分復雜，尤其是經歷五次反“圍剿”斗爭后，紅軍人數銳減。為了完成大規模“擴紅”任務，吸納一些幾乎沒有文化水平的農民子弟。這些農民子弟不僅沒有受過任何軍事訓練，甚至是目不識丁的文盲，能夠上戰場，依靠的僅僅是自身的勇敢品質。但是戰爭的殘酷性和對抗性絕不會讓一支僅有勇敢毫無謀略的部隊輕易打勝仗。

　　這個時期的紅軍學校建設和干部培訓工作必須滿足戰爭的需要，要將其干部的教育方針、教學原則全部圍繞建設蘇區，提升紅軍戰斗力，以服務於軍事斗爭這個中心任務。

　　1930年，閩西紅軍學校擴建后改名為“紅軍軍官學校第一分校”，其教學方法就密切注重實戰的需要。

　　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正式成立后，毛澤東進一步提出：紅軍學校要直接為戰斗服務，要理論聯系實際，要在戰爭中學習戰爭。為了貫徹落實前委書記毛澤東同志的這一指示，將干部教育內容與戰斗實際相結合，紅校制定了從戰爭和部隊的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學以致用的教育方針，還制定了切合實用，少講多做，少課堂多野外的教學原則。

　　干部人才培養，貴在師資力量

　　土地革命時期的干部雖然缺乏，但是依然有一批不僅經受過專業的軍校培養而且在戰火中歷練過的優秀軍官。

　　最早在紅一方面軍創辦軍官教導隊時，為了幫助下級軍官和邊界各縣的赤衛隊指揮人員掌握更多的指揮作戰知識，選派呂赤擔任軍官教導隊的隊長兼教官。呂赤是黃埔第四期的學員，有著軍事學科班經歷，而且在北伐戰爭中屢立戰功，有親自作戰的實踐經驗。在呂赤的教導隊中涌現出了向譚震林一類的出色革命將領。

　　1931年1月，紅一方面軍開辦通信學校，同時成立了無線電大隊，無線電對於紅軍而言是一項全新的技術，鮮有這方面的專業人才。王諍是無線電方面不可多得的人才，他被任命為無線電隊隊長，並且負責給一方面軍總部無線電隊開辦的第一期無線電訓練班授課。

　　從紅軍學校建設的萌芽之時起，我黨我軍始終十分重視教員隊伍建設。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為例，在中革軍委的大力支持下，紅校從軍內外、黨內外集賢納士，選拔了一批優秀的專職或兼職教員。

　　除了專職教員隊伍外，紅校還有一支力量雄厚的兼職教員隊伍，建立了由黨和紅軍的重要領導人擔任/特約教員的制度。不僅方面軍、軍團直至各軍的領導人都時常到校介紹經驗和授課，而且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央和軍委領導人也親自到校授課。劉伯承任校長兼政治委員期間，要求學校各級領導既作行政干部又作教員，自己則長年累月登台授課。要求學員做到的，劉校長自己首先做到。全校會操時，他總是第一個出現在操場上。暗夜雨天搞緊急集合，他首先站在集合地點。

　　此外，紅校還舉辦教員訓練班直接培訓教學骨干，對教員的在職學習更是常抓不懈，以不斷提高教員隊伍的軍事、政治理論水平。

　　軍政訓練合一，堅定理論信念

　　毛澤東對於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重視體現在紅校建立過程中政治課的不鬆懈。井岡山時期，毛澤東針對士兵文化水平較低，思想覺悟不高的問題，加強政治訓練，以提高士兵的階級覺悟。在井岡山教導隊開學典禮上，他又明確指出教導隊學員要“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

　　在贛東北，1929年6月紅軍信江軍政學校成立后，學校提出：“努力學習，把自己培養成為優秀的紅色指揮員！學習軍事技術，武裝我們的手足！提高政治水平，武裝我們的頭腦！”1930年8月2日，在中國紅軍軍官學校第一分校開學典禮上，政治委員鄧子恢在開幕詞中指出：紅軍軍官學校不僅要造就軍事人才，而且首先要培養高度覺悟的政治人才﹔學員畢業后不僅能領導武裝建設和軍事斗爭，而且能帶領群眾建立、鞏固和擴大蘇維埃。為此，學員們必須做到：要有政治頭腦，糾正單純軍事觀點﹔要有犧牲精神﹔要養成吃苦耐勞的精神﹔要有主動學習、自覺遵守紀律的精神﹔要洗刷頭腦裡一切非無產階級的觀念，在斗爭中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覺悟。

　　1931年11月，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成立。次年春改稱中國工農紅軍學校，簡稱紅校。紅校工作計劃報告書明確指出：“加強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在紅軍中絕對的領導，絕對遵守政治委員制度，是我們工作中的最中心的任務，而發展和深入思想斗爭，肅清一切反革命和不正確的思想與傾向，保証思想的一致，更是加強紅軍戰斗力必要的條件。”

　　在紅軍教導隊、隨營學校和紅軍學校建立之初，都首先建立黨的各級組織，健全黨的組織系統。每個班都有黨員，黨員能夠時時處處起模范帶頭作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刻苦訓練，英勇作戰。校各級領導非常重視組織建設，經常深入黨組織的建設狀況，認真做好黨組織成員的思想工作。學校規定定期召開民主生活會，干部與學員人人參加，以求聽取意見，集思廣益，改進工作。在辦學過程中，各級黨組織始終堅持黨的生活制度，積極開展黨內教育，從而有力地保証了紅軍學校正確的辦學方向。

　　（摘編自《黑龍江史志》2016年第6期劉若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