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5体育

中央蘇區時期，面對“圍剿”與反“圍剿”的激烈戰斗和革命根據地工農業生產、醫藥衛生、軍工通信等各項科技事業建設的迫切需要，如何開展科技人才工作成為中國共產黨亟待解決的問題。

其間，中國共產黨在探索科技人才領導、培養、吸納、激勵等人才工作的理論與實踐中創造和積累了許多寶貴經驗，不僅有力支持了中央蘇區各項科技事業的發展，支援了反“圍剿”斗爭，而且培養造就出大批科技人才。

與黨的中心任務聯系起來

中央蘇區時期“一切工作，一切生活，都要服從於革命戰爭。爭取戰爭的勝利，是蘇維埃與每個工農同志的第一等責任”，黨的科技人才工作自然也要堅持與“黨的中心任務聯系起來”的政治方向，為蘇維埃革命和建設服務。

1930年9月，瑞金縣蘇維埃政府文化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定要“養成在革命環境中所需要的革命工作的干部人才”。1933年10月的中央文化教育建設大會檢討過去教育工作的錯誤，其中之一為缺乏對於教育服從於戰爭的了解。一個月后的《中央關於開展反對五次“圍剿”運動的緊急通知》著重強調，要征調“工人、失業工人、革命學生、知識勞動者、醫生、工程師、技師、專門家等”去當紅軍和在蘇區服務。把握科技人才工作為蘇維埃革命和建設服務的政治方向，是完全符合從革命戰爭的實際出發的，成為領導科技人才工作的根本方針。

中國共產黨對科技人才工作的領導不僅體現在政治引領上，還表現在思想宣傳和組織領導等方面。1933年9月，張聞天指出，蘇維埃政權的文化教育政策必須“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上來提高工農群眾的文化程度與政治水平，使他們能夠運用各種科學，技術及管理的工具”。中央蘇區採取標語口號、文藝活動、革命刊物等多種途徑和宣傳方式，糾正來自舊軍隊、小商人和自由職業者等行業中科技人才的非無產階級意識，引導其堅定正確的理想信念、提高政治覺悟。

此外，中央蘇區組建了專業技術管理部門和領導機構，為科技人才提供強勁的組織保障。以醫衛人才部門為例，1932年9月中央軍委成立總衛生部，下設總務處、政治部、醫院管理局、醫政局、藥材局、保健局、保衛局等，明確了各部門的職能劃分。1933年起，各地蘇維埃政府相繼成立了衛生運動委員會，1933年9月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衛生研究會。從中央到地方、從軍隊到政府再到社團的醫衛人才管理和領導機構的建立，標志中央蘇區醫衛事業有了統一而強勁的組織領導。

獨立自主培養科技人才

獨立自主培養科技人才，形成結構合理的科技隊伍，是中央蘇區時期人才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

首先，關於培養什麼樣的科技人才即培養標准的問題。中央蘇區旨在培養“不反土地革命者而積極擁護土地革命、工作積極艱苦耐勞、有活動力量”的“又紅又專”科技人才。紅軍衛生學校的教育方針為“培養政治堅定，技術優良的紅色醫生”。何叔衡在給紅軍通訊學校學員的講話中，特別強調“既要刻苦學好技術，又要努力學好政治，使自己成為紅色的通訊技術人員”。

其次，關於怎樣培養科技人才即培養方式的問題。一方面是“教育成才”，開辦各類各層次的科技人才培養學校和訓練班，“大規模的去舉辦各種人材的訓練，如黨校，政治軍事學校等，必須保証蘇區干部的自給”。主要有：1931年2月開辦的紅軍第一期無線電訓練班，1932年1月創辦的紅軍無線電學校，1932年2月成立的紅軍軍醫學校，1933年3月建立的中央農業學校，1933年9月設立的農事試驗場。這些學校和短訓式技術培訓班快速、大規模地為黨和紅軍培養了一大批急需的技術精明的業務骨干。另一方面是“實踐育才”，“使學校教育同生產勞動密切的聯系起來”，提高實際工作才能。如中央農業學校學員經常到各地去調查作物種植和生長情況，提出意見和建議，推廣先進技術和優良品種﹔紅三軍團醫務訓練班挑選部隊最常見的病和最常用的藥來進行教學。中央蘇區科技人才培養注重理論教學、科學研究與工作實踐緊密結合，學用一致，直接服務於革命根據地建設和軍事斗爭。

從黨內黨外吸納科技人才

鑒於嚴重缺乏科技人才的現實困難，除了自主培養人才外，黨還積極從黨內黨外吸納、調集軍醫、交通、修理軍械等科技人才。

一是任用黨中央選派或海外歸來科技人才。早在1929年6月，毛澤東給中央的報告便指明，紅軍急需醫生及造炸彈師各數名等工作人員，希望中央派人來。1931年初，中共中央選派賀誠、彭真、陳志方等醫務人員充實中央蘇區。曾在德國學習工業科技的兵工專家劉鼎於1933年春奉命前往中央蘇區工作。

二是招募來自白區和當地的科技人才。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於1933年專門發布《征求專門技術人才啟事》，現金聘請“白色區域的醫師、無線電人才、軍事技術人員同情於蘇維埃革命而願意來者”。1932年，奉天兵工廠工人韓日升、劉廣臣、郝希英被選派前往中央蘇區兵工廠工作。曾為汀州福音醫院院長的傅連暲遷往瑞金並把醫院和家產全部捐贈給黨，成為“蘇區第一個模范”。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的戴濟民曾在吉安開設私人診所，經過紅軍爭取，攜帶診所的全部藥品和醫療器械加入紅軍。

三是感召國民黨軍隊起義和俘虜中的科技人才。紅軍中最早的無線電人才，如王諍、劉寅、李治在龍崗戰斗后脫離國民黨軍隊，參加紅軍。軍醫陳義厚參加寧都起義並加入紅軍和中國共產黨。1932年4月漳州戰役后，紅軍動員國民黨軍修械廠二十多名戰俘技術工人加入官田兵工廠。在黨的思想改造和組織領導下，來自五湖四海、成分復雜的這樣一支科技人才隊伍逐漸成為中央蘇區科技工作的骨干力量。

最是服務暖人心。為改善科技人員等知識分子的物質生活條件，提高其社會地位，中央蘇區頒布了專門的優待條例。1934年2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頒布的《小學教員優待條例》從經濟優待、醫療優待、工作獎勵等方面優待教員，把教員的物質生活待遇提高到與蘇維埃工作人員同等地位，並給予績效獎勵。1935年2月，中革軍委向紅軍各軍團發出《關於優待技術人員問題的指示》，“對於特別好的技術人員，可給予用蘇維埃紙票兌換現洋的便利，同時打土豪來的食物用具應多多的分配給他們，使他們不感缺乏”。

這些優待措施為科技人才解決了生活上的后顧之憂，使其更加安心、更有精力發揮技術專長，全心投身革命根據地各項科技事業建設和革命戰斗。

功以才成，業由才廣。盡管在中央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所面臨的革命環境極為艱難困苦，但仍想方設法、克服萬難，大力開展科技人才工作，並初步建立起了一支不可或缺的科技人才隊伍，發展了工農業、醫藥衛生、軍工通信等科技事業。

（摘編自10月17日《福建日報》 張小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