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在中央蘇區的干部教育

　　1929年1月到1934年10月，5年零10個月的蘇區時期，黨中央重視干部教育工作，配合軍事斗爭開展了具有蘇區特色的干部教育。通過教育，干部在斗爭中學習、在鍛煉中成才，成為了堅定的革命者，也開創了好學上進的優良學風。

　　“干部教育好了，我們的事業就大有希望”

　　黨始終重視並加強干部教育工作。從1931年11月到1933年底的兩年中，根據現有史料可查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365体育委員會39次常委會中，專門或作為一項議程研究干部教育和蘇區教育工作的就有20次之多。同時，中央在近40個決議、指示等文件中強調加強干部教育，並對教育要求、教育內容、教育方法等做了具體規定，如《中共中央關於蘇區宣傳鼓動工作的決議》指出，“在各蘇區中央分局所在地，必須設立一個以上的黨校，培養黨、蘇維埃與職工會的中等干部。”《全國組織報告的決議案》指出，“必須加緊黨的教育工作，提高一般同志的政治水平線，要堅決地消滅理論與實際分開的現象。”

　　為了使蘇區干部教育能適應革命戰爭和蘇區各項建設的需要，中央蘇區的領導人親抓干部教育，深入實際具體指導和參加干部教育教學工作，及時總結干部教育工作經驗。毛澤東提議並指導創辦了紅軍通訊學校、中國工農紅軍學校，還兼任過蘇維埃大學的校長並親自上課。《鄉蘇維埃怎樣工作》一書，就是毛澤東在蘇維埃大學上課的講稿。在毛澤東的影響下，中央蘇區許多黨、政、軍的領導人也都十分重視干部教育工作，在各學校講課擔職。他們嚴於律己、時刻注意用自身的形象影響身邊的干部學員，使干部教育方針政策和措施能夠正確迅速得到貫徹執行。

　　“加強黨內的思想教育工作，克服非無產階級思想”

　　“土地革命時期主要是適應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移到農村的需要，特別強調了黨的思想建設面臨新的形勢任務，就是加強黨內的思想教育工作，克服非無產階級思想。”在蘇區的各類干部教育學校，都把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教學的主要內容，把用馬克思主義指導研究解決中國革命問題作為辦學的根本目標，使黨內其他階級出身的黨員同志具備堅定的革命信念，真正在思想上入黨。

　　加強政治教育，糾正錯誤思想，提高廉潔意識，是毛澤東在中央蘇區時期干部教育的基本方略。他主張積極開展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將其作為中央蘇區從思想上建黨的基礎，並且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正確地分析了中國革命的發展形勢，他指出：“我們的斗爭需要馬克思主義”，“因為他（馬克思）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斗爭中，証明了是對的。”同時，注重對干部深化全心全意為365体育服務的宗旨教育、時勢政治任務教育、黨風黨紀教育等。此外，還在黨內開展積極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強調每一個布爾什維克，必須以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經常地檢查自己的工作，從經驗和教訓中，找到改善工作的方法。在毛澤東的號召下，蘇區干部形成了“十帶頭”“四模范”的優良作風。

　　“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

　　在斗爭中學習，在學習中運用，成為蘇區干部掌握斗爭本領、取得革命斗爭勝利的重要方法。蘇區時期，黨提出並堅持了“聯系革命戰爭、聯系生產勞動、聯系群眾”的干部教育原則，為后來延安時期干部教育的成熟和發展奠定了基礎。蘇區多處在敵人的包圍之中，“圍剿”與反“圍剿”的斗爭始終在激烈地進行。在建立、鞏固和發展蘇維埃紅色政權的革命斗爭中，黨和蘇維埃政府把干部教育工作同軍事斗爭、政治斗爭、經濟斗爭結合起來，將其看成是最終取得民主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蘇區黨和軍隊的許多領導人，十分注重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努力掌握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指導中國革命。

　　聯系實際，解決問題。當時蘇區的現狀是：無論是紅軍指戰員，還是蘇區的普通民眾，普遍文化水平偏低，大多數人甚至處於文盲或半文盲的狀態，“紅軍指揮員和戰斗員不識字，就必然影響到部隊的訓練，影響政治水平和戰斗力的提高”。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開展干部和群眾的文化教育刻不容緩。蘇區創辦了夜校、半日制學校、業余補習班和識字班、識字組。在村頭路口，街頭巷尾，到處設立識字牌。中央蘇區教育部代部長徐特立，創造性地提出了“老公教老婆，兒子教父親，秘書教主席，識字的教不識字的，識字多的教識字少的”一整套“以民教民”“互教互學”的群眾識字教學法，促進了識字運動卓有成效開展，蘇區廣大干部群眾的文化知識水平得以迅速提高。

　　因地制宜，群策群力。蘇區干部教育走出了一條因地制宜、因陋就簡、勤儉辦學的道路。沒有辦學經費，就由群眾募捐籌集﹔沒有校舍，就利用祠堂廟宇或由群眾獻工獻料修理廢舊房屋﹔沒有黑板，就利用牆壁或祠堂的堂匾涂上煙墨﹔沒有課桌椅凳，就發動學員用磚石、土坯和木板堆砌﹔沒有紙和筆，就用沙盤、石板和石筆代替﹔沒有粉筆和紅墨水，就用白石泥做粉筆，用朱紅石磨成紅墨水。一切都依靠教師和學員自己動手，來解決辦學中的各種困難。蘇區為解決師資不足問題，開設教員訓練班，開辦高級列寧師范學校、初級列寧師范學校和短期列寧師范學校，組織教師講習所、觀摩教學評議會和教學經驗交流會等，形成了多層次和多規格的師范教育體系，為革命事業培養了大批生力軍。

　　“實行啟發式，廢止注入式”

　　1929年12月，毛澤東在《古田會議決議》中提出了以“實行啟發式，廢止注入式”為核心的上政治課的教授法，對各革命根據地的各級各類教育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啟發式（廢止注入式），由近及遠，由淺入深，說話通俗化（新名詞要釋俗），說話要明白，說話要有趣味，以姿勢助說話，后次復習前次的概念，要提綱，干部班要用討論式。”中央和各級政府都把它規定為改革教學方法的指導思想，在教學工作中普遍得到貫徹落實。

　　1931年2月，中國工農紅軍無線電報訓練班在寧都縣小布赤坎村開學，毛澤東給學員上第一堂政治課，勉勵他們努力學習，使自己成為紅軍的“千裡眼”和“順風耳”。言簡意賅的語言，比喻貼切，生動地說明了無線電通信事業的重要作用，使多數識字不多、對無線電一無所知的學員們深受教育和鼓舞。

　　革命戰爭和蘇區各項建設事業急需識字明理的人才，毛澤東和徐特立等蘇區政府領導人，通過掃盲識字等各種文化教育手段，盡快提高革命根據地干部和群眾文化教育水平，高度重視改革教學方法，實行啟發式教學，為提高蘇區教育教學質量提供了方法論。蘇區提出的以啟發式為核心的教學方法，是蘇區教育改革與發展的一個重大貢獻，至今仍是一個重要的教學方法。

　　（摘編自《領導之友》2017年第2期 康井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