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黨初期的紅色出版機構

　　近代上海，城市管理、社會構造、文化形態趨於多元性：一方面，這裡是工人階級最集中的地方，給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奠定了組織基礎﹔另一方面，這裡交通、通訊便捷，往往開風氣之先，是海外新思想、新知識最早登陸的地方，給馬克思主義傳播提供了有利條件。正因如此，建黨初期紅色出版機構相繼在這裡閃亮登場，並首創了“出版社”這一名稱，一直沿用到今天。

　　出版《共產黨宣言》的社會主義研究社

　　黨的第一個出版機構，是1920年8月為出版《共產黨宣言》而在上海創辦的社會主義研究社。

　　五四運動前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文化界已成為新潮，梁啟超、李大釗、張聞天等都在所撰文章中摘譯、引用過《共產黨宣言》片段，李漢俊等也在報刊上介紹過它的相關章節。

　　當年，上海《星期評論》以研究和介紹社會主義而獲盛名，該刊問世於1919年6月，在進步知識分子中影響很大。《星期評論》編輯部深感盡快把馬克思主義經典譯成中文“已是社會之急需，時代之召喚”，急切希望譯出《共產黨宣言》全文，進行連載。

　　參與編刊的邵力子想到一位譯者人選，那就是多次向自己主編的上海《民國日報》“覺悟”副刊投稿的陳望道，他的建議得到大家的贊同，陳望道被確定為《共產黨宣言》譯者。

　　1920年早春，陳望道接受任務后，從杭州回到義烏故裡，躲在簡陋的柴房裡艱苦奮戰，於4月底基本完成翻譯任務。不久，他受邀赴滬，參加編輯《星期評論》周刊。他在上海又對譯稿作了整理。經李漢俊、陳獨秀的校勘，再返給譯者改定，《星期評論》准備連載《共產黨宣言》﹔不料，該刊突然遭查禁。

　　此時，陳獨秀等正在籌建中國共產黨發起組，面對此變故，經與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商量，他決定建立社會主義研究社，直接出版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不久，陳獨秀在維經斯基幫助下，於上海辣斐德路成裕裡12號（今復興中路221弄12號）建立又新印刷所。

　　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由社會主義研究社推出時，標明出版時間為1920年8月﹔同年8月17日，維經斯基在給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函件中提及，《共產黨宣言》已出版，所以它的印刷日期應在此之前。

　　第一版的《共產黨宣言》豎排平裝，小32開本，共56頁，用5號鉛字排印，共印1000冊﹔封面為淺紅色，有馬克思半身坐像，印著“馬格斯（按：即馬克思）安格爾斯（按：即恩格斯）合著”“陳望道譯”等字樣﹔由於排字工人的疏忽，封面上“共產黨宣言”被誤排成“共黨產宣言”，這一失誤為以后鑒別《共產黨宣言》初版本提供了依據。

　　同年9月，為了滿足讀者需求，社會主義研究社推出《共產黨宣言》再版，又印1000冊，並糾正封面書名的排字差錯。

　　一些學者以為，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出版后，社會主義研究社就功成身退。經查，1920年6月6日，《星期評論》出版至第五十三號遭查禁﹔6月27日，《俞秀鬆日記》提及：“夜，望道叫我明天送他所譯的《共產黨宣言》到獨秀家去，這篇宣言底（的）原文是德語，現在一時找不到，所以隻用英、俄、日三國底（的）譯文來對校了”，第二天則記：“九點到獨秀家，將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交給他，我們說些譯書的事，總該忠實精細”。這表明，陳獨秀應是在1920年6月下半月著手建立社會主義研究社，並開始實質性運作﹔這第一個紅色出版機構，就設於他的寓所上海環龍路老漁陽裡2號（今南昌路100弄2號），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譯本在此完成校勘、編輯工作。

　　為了宣傳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研究社計劃出版一套“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封面上，標明為“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第一種”。1920年9月，社會主義研究社出版了德國米裡·伊·馬爾西著、李漢俊譯的《馬格斯資本論入門》，作為“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第二種”。這是中國第一本介紹《資本論》的通俗讀物，它扼要敘述了馬克思學說中關於商品、價格、剩余價值及勞動與資本的關系等問題﹔李漢俊在所撰寫的序裡感嘆：“將馬格斯（按：即馬克思）經濟學說，說得這樣平易而又說得這樣得要領的，在西洋書籍中也要以這本為第一。”此書頗受歡迎，成為各地黨組織和團組織成員的必讀材料﹔毛澤東等創辦的長沙文化書社則將它列入重要書目，數月便售出200冊。

　　1920年9月后，因公開的新青年社建立，承擔了黨的書刊出版工作，社會主義研究社便完成了使命。

　　一份文化名刊發展成新青年社

　　1920年8月，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正式成立。不久，決定將《新青年》改版為其機關刊物﹔而且，建立新青年社，總發行所設於上海法大馬路279號（今金陵東路近河南南路處）。

　　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1915年9月創刊於上海，是中國近現代一份內涵豐富深刻、影響廣大深遠的雜志，它開啟了民智，振奮了國魂。最終，它由文化先鋒發展成為革命宣傳機構，是一種必然。

　　《新青年》在滬進行改版，僅用了一個月，從1920年9月1日出版的第八卷第一號起，它實現了新的跨越，成為中國共產黨發起組公開出版的機關刊物，仍為月刊，由陳獨秀主編（至年底，他赴廣東擔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雜志由陳望道負責）﹔隨即，脫離上海群益書社，由新青年社運作。

　　新青年社作為黨的早期出版機構，除了出版《新青年》，也負責印行面向工人、店員的《勞動界》和《上海伙友》﹔1920年8月15日，《勞動界》創刊號出版，封面標明“總經售處上海法租界大自鳴鐘對面新青年社”，這是“新青年社”名稱初次見諸媒體。

　　從1920年秋開始，新青年社陸續推出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叢書”，書目廣告列有近十種，實際付梓八種，其中有李季譯、蔡元培寫序的《社會主義史》（“新青年叢書”第一種），陳獨秀、李達等撰的《社會主義討論集》（“新青年叢書”第二種），黃凌霜譯、張伯堅校的《哲學問題》（“新青年叢書”第三種），惲代英譯的《階級爭斗》（“新青年叢書”第八種）等。

　　尤值一提，1920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叢書”第六種《歐洲和議后之經濟》，由陶孟和、沈性仁譯，著者為坎斯（今譯凱恩斯）。

　　1921年2月，《新青年》第八卷第六號在滬付排時，上海法租界巡捕房警探以“宣傳過激”為由，到印刷廠將全部稿件搜走，又查封新青年社，該社不得不遷往廣州。翌年7月,《新青年》休刊。

　　1923年6月，中共三大作出決議，重新出版《新青年》，作為中共中央理論性機關刊物﹔6月15日，《新青年》在廣州復刊，並另行編號，從原先的月刊改成季刊，由瞿秋白主編。復刊伊始，瞿秋白發表了《〈新青年〉之新宣言》，明確表示：“《新青年》的職志，要與中國社會思想以正確的指導，要與中國勞動平民以知識的武器。《新青年》乃不得不成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羅針。”《新青年》不負使命，繼續承擔起系統性地宣傳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重任。1926年7月，《新青年》終刊。此前，新青年社已先結束業務。

　　設於中共一大會址的新時代叢書社

　　中國共產黨發起組在籌備中共一大期間，李漢俊主動提出將他與胞兄李書城（同盟會元老）的寓所即上海望志路106-108號（今興業路76-78號）“李公館”客廳，作為開會的場所。為了掩護中共一大會址，李漢俊、李達等在此創辦了新時代叢書社。

　　1921年6月24日，上海《民國日報》“覺悟”副刊登載《“新時代叢書”編輯緣起》﹔6月28日，北京《晨報》也登載了此文。《“新時代叢書”編輯緣起》申明：“起意編輯這個叢書，不外以下三層意思：一、想普及新文化運動，我們以為未曾‘普及’而先講‘提高’，結果隻把幾個人‘提高’罷了，一般365体育未必受到益處﹔我們又相信一個社會裡大多數的365体育連常識都不曾完備的時候，高深學問常有貴族化的危險。縱有學者產生，常變成了知識階級的貴族﹔所以覺得新文化應該先求普及。二、為有志研究高深些學問的人們供給下手的途徑，這是和上面說的一層互相關聯的，普及兩字在別一意義上就是筑根基，各種講科學講思想的入門書在現今確是很需要，便是主張‘提高’的，這一步也是跨不過。三、想節省讀書界的時間與經濟，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不但進學校讀書的權利不是人人都有，就連看點自修書的時間和經濟也不能人人都有的。這個叢書的又一目的，就是希望能幫助一般讀者隻費最短的時間和最少的代價，取得較高的常識和各科學的門徑。”

　　《“新時代叢書”編輯緣起》同時還公布了“本叢書內容包括文藝、科學、哲學、社會問題及其他日常生活所不可缺之知識﹔不限冊數，或編或譯，每冊約載三萬字”﹔“編輯人（以姓氏筆畫繁簡為序）”是李大釗、李季、李達、李漢俊、邵力子、沈玄廬、周作人、周佛海、周建人、沈雁冰、夏丏尊、陳望道、陳獨秀、戴季陶、經亨頤﹔通信處為“上海貝勒路樹德裡一百零八號（按：即望志路108號后門弄堂門牌）轉”（后移至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沈雁冰處）。

　　在1922年1月至1923年12月，新時代叢書社陸續編譯、出版了九種書籍。“新時代叢書”第一種，是日本堺利彥著、李達譯的《女性中心說》，1922年1月出版，“譯者序”注明為1921年7月6日所撰，這顯示中共一大召開時它早已譯畢，萬一遭密探深究，便可作該社真實存在、正常運轉的一件物証﹔第二種，是日本高畠素文著、夏丏尊和李繼楨譯的《社會主義與進化論》，1922年3月出版﹔第三種，是英國派納柯克著、施存統譯的《馬克思主義與達爾文主義》，1922年1月出版﹔第四種，是日本高畠素文著、施存統譯的《馬克思學說概要》，1922年4月出版﹔第五種，是英國唐凱司德著、周建人譯的《遺傳論》，1922年6月出版﹔第六種，是日本安部磯雄著、李達譯的《產兒制限論》，1922年10月出版﹔第七種，是英國麥開柏著、太朴譯的《進化》，1922年12月出版﹔第八種，是日本山川菊榮著、祁森煥譯的《婦人和社會主義》，1923年11月出版﹔第九種，是瑞典愛倫凱著、沈澤民譯的《兒童教育》，1923年12月出版。這些書籍均由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1922年6月，“新時代叢書”第五種《遺傳論》出版時，通信處開始變更為“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沈雁冰轉新時代叢書社”﹔因此時李漢俊已赴鄂，但他離滬前，仍於6月6日在上海《民國日報》“覺悟”副刊發表《研究馬克思學說的必要及我們現在入手的方法》，介紹了“新時代叢書”第二種《社會主義與進化論》、第三種《馬克思主義與達爾文主義》。

　　如今，上海圖書館仍收藏著整套“新時代叢書”，這些書籍均為32開本。“新時代叢書”具有以下特點：第一，既體現了曾公布的宗旨“增進國人普通知識”，又傳播了馬克思主義﹔第二，每冊僅數萬字，頁數不多卻內容充實，文字通俗易懂﹔第三，封面設計既新穎別致又生動體現編輯宗旨，黑體書名非常醒目，中間有地球圖案，上標“新時代叢書”五字，那緊握的雙手圖案象征全世界無產者的聯合﹔第四，相關書籍全部採用“馬克思”譯名，這與現在的規范譯名已一致，而此前出版界則有“馬客偲”（見李提摩太、蔡爾康合譯的《大同學》）、“瑪古斯”（見杜士珍譯的《近世社會主義評論》）、“馬陸科斯”（見趙必振譯的《近世社會主義》）等譯名，有些混亂。正因如此，新時代叢書社的書籍絕大多數都曾再版，《女性中心說》和《遺傳論》還曾推出第三版。

　　第一個365体育出版社

　　中國近代的出版機構，多稱“書局”“書社”“書店”“印書館”等。中國共產黨成立不久，為了有系統地編譯馬克思主義著作，決定在上海建立365体育出版社，由曾參與編輯《新青年》、主編《共產黨》的李達負責。從此，“出版社”的名稱正式出現，並逐漸流行。

　　李達於1920年夏成為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成員，在中共一大會議中被選為中央局成員、宣傳主任。李達在上海南成都路輔德裡625號（今老成都北路7弄30號）的寓所，成為365体育出版社社址。

　　1921年9月，《新青年》第九卷第五號登載《365体育出版社通告》，闡明了其宗旨和任務：“近年來新主義新學說盛行，研究的人漸漸多了，本社同人（仁）為供給此項要求起見，特刊行各種重要書籍，以資同志諸君之研究。本社出版品底（的）性質，在指示新潮底（的）趨向，測定潮勢底（的）遲速，一面為信仰不堅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內外同志圖謀精神上的團結。各書或編或譯，都經嚴加選擇，內容務求確實，文章務求暢達，這一點同仁相信必能滿足讀者底（的）要求。”

　　1921年11月發布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局通告》中明確要求：“中央局宣傳部在明年7月以前，必須出書（關於純粹的共產主義者）二十種以上。”經李達的具體籌劃，365体育出版社擬定了內容豐富的出版計劃，准備推出“馬克思全書”15種，“列寧全書”14種，“康民尼斯特（英文Communist的音譯，即共產主義）叢書”11種，其他讀物9種。由於受經費、人手等方面的限制，最終這批書籍未能全部出齊。

　　陳獨秀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提及：僅數月時間，365体育出版社已出版書籍12種，各印3000冊。據考，365体育出版社實際出版書籍近20種，其中不僅有《工錢勞動與資本》（即馬克思的《雇佣勞動與資本》，袁讓譯）、《勞農會之建設》（即列寧的《蘇維埃政權當前的任務》，李達譯）、《討論進行計劃書》（包括列寧的《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和《論策略書》，沈澤民譯）、《共產黨禮拜六》（即列寧的《偉大的創舉》，王靜譯）、《勞農政府之成功與困難》（即列寧的《蘇維埃政權的成就與困難》，李墨耕譯）最早中譯單行本等，還有重印的《共產黨宣言》《馬克思資本論入門》等，以及《勞動運動史》《俄國革命紀念》《兩個工人談話》《李卜克內西紀念》4種小冊子﹔另外，為了紀念馬克思誕辰105周年和聲援各地工人群眾的革命斗爭，先后印制了大量宣傳品。

　　李達在負責365体育出版社期間，常廢寢忘食地工作，所編印的書籍都通過可靠關系秘密運送到各地。李達在《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中提及：“‘365体育出版社’由我主持，並兼編輯、校對和發行工作，社址實際在上海，因為是秘密出版的，所以把社址填寫為‘廣州昌興馬路’。”那時，廣州是孫中山領導的根據地，365体育出版社為了確保安全，編輯的書籍標明由“廣州365体育出版社”出版，社址寫作“廣州昌興馬路二十六號”，使敵人無法以“宣傳過激主義”的罪名進行查禁。1922年11月，李達應毛澤東函邀前往長沙，到湖南自修大學工作﹔翌年夏，365体育出版社並入已遷至廣州的新青年社。

　　當年，365体育出版社具有以下特點：第一，善於進行編輯策劃，在短時間內便擬就“馬克思全書”“列寧全書”“康民尼斯特叢書”這3套叢書的大型出版計劃，盡管最終因受條件限制未能全部完成，但已印行不少重要書籍﹔第二，高度重視編譯質量，在推出馬列著作時既講究詞語淺顯又要求譯文准確，譯書工作主要依靠有較高外語水平的黨內同志（如李達、沈澤民、李漢俊等）﹔第三，及時打通發行渠道，既利用書店又依托各地黨組織，使出版物能迅速送至黨內同志和進步青年手中，並達到不小的印數。正因如此，蔡和森在1926年撰寫的《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中評價：“365体育出版社……為我黨言論機關，出版了很多書籍，對思想上有很大的影響。”

　　（本文作者為第十二屆上海市政協文史委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