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的在職干部教育運動

　　延安時期，在惡劣的戰爭環境和艱苦的物質條件下，黨雖然創辦了許多干部學校，抽調干部進入各類學校學習，但絕大部分干部仍處在工作崗位上，“對在職干部，就其工作崗位上，施以必須的與可能的教育，實是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位工作”。在這種情況下，黨提出“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針，而在職干部教育“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應該是第一位的”。1939年5月，黨專門召開延安在職干部教育動員大會，為期3年的延安在職干部教育運動拉開序幕。

　　設立在職干部教育領導機構

　　延安在職干部教育運動起初是在中央干部教育部的領導下開展的。早在1938年9月，為加強對干部教育的領導，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便決定設立干部教育部，著手探索形成一整套比較科學的干部教育領導體制。

　　1939年2月，中央干部教育部正式成立，張聞天任部長，李維漢任副部長。中央干部教育部的職責范圍是統管干部教育。同年3月，中央干部教育部制定《延安在職干部教育暫行計劃》，要求在職干部編班編組學習，並詳細規定了學習內容與方法。

　　此后，中央干部教育部並入中央宣傳部。中央宣傳部頒布《關於提高延安在職干部教育質量的決定》等重要文件，建立學習制度，編審干部學習教材，進行檢查和總結，承擔起了領導干部教育的職責。

　　在中央宣傳部總的領導下，中央直屬系統、軍事系統及邊區系統的在職干部教育也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三大系統的在職干部教育分別由中宣部教育科、八路軍總政治部、邊區黨委宣傳部具體負責。同時，各機關還成立了干部教育委員會，設教育干事一職，專門負責在職干部教育的計劃領導。比如1942年邊區政府規定，分區和縣（市）設立在職干部教育指導委員會，由專員或縣長、教育科長、保安科長、同級群眾團體主要負責人、特委或縣委共5人負責在職干部教育的一切事宜。由於組織領導得力，教育計劃周密，學習內容符合實際，干部學習熱情普遍高漲，成效十分顯著。

　　明確在職干部教育內容

　　1942年2月，中共中央通過的《關於在職干部教育的決定》明確指出，在職干部教育主要圍繞理論、政治、業務、文化等方面開展。

　　一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是黨的靈魂和旗幟。在干部教育中，黨特別強調“全黨干部都應當學習和研究馬列主義的理論及其在中國的具體運用”。為了達到好的教育效果，黨規定要把馬列主義、聯共黨史、政治經濟學、歷史唯物論與辯証唯物論等作為干部教育的主要內容，著力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干部頭腦，對干部進行系統科學的黨性教育和理論提升。黨還特別重視對馬列著作的編輯和翻譯工作，組織編譯了《馬克思恩格斯叢書》10卷本和《列寧選集》20卷本的學習文獻。這些書籍成為干部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寶貴資源。

　　二是政策和策略。1940年7月，中共中央在《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政策的決定》中對國內外形勢進行了分析，並提出了黨的各項政策，強調要加強策略教育，克服干部的單純化現象。同年8月，在《關於加強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中又進一步提出把黨的策略教育納入全黨的在職干部教育，並詳細列出了策略教育的有關材料。

　　三是歷史知識。毛澤東在延安在職干部教育動員大會上鼓勵全黨干部學習歷史，他強調指出：“我們單通現在是不夠的，還須通過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國的人要通古今，尤其是我們共產黨員，要知道更多的古今。”陳雲指出：“要研究中國的歷史和時事政治的情況，不然也就不能規定當前的革命工作的任務和方法。”

　　四是軍事知識。延安時期，抗日戰爭的勝負關乎中國的生死存亡，因此，學習軍事知識就成為干部教育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針對當時有些干部“不願研究戰爭和參加戰爭”的問題，毛澤東提出“全黨都要注重戰爭，學習軍事，准備打仗”。為此，黨提供了《野外條令》《戰斗條令》《戰術教程》《論持久戰》等材料，供干部閱讀與參考，以不斷提高干部的軍事知識水平。

　　五是文化知識。針對部分干部文化知識水平較低的情況，黨強調文化水平低的干部首先應該補習文化。補習的內容涵蓋識字、閱讀、寫作等方面。黨出版了《文化課本》等讀物，創辦了《解放日報》《邊區群眾報》等報紙，在文化補習班中開設了國文、算術、物理、化學、地理、歷史等文化課，以幫助缺乏文化基礎的干部提高文化水平。

　　採取多樣化的在職干部教育方法

　　為推動在職干部教育的深入開展，黨採取多樣化的教育方法，激發干部的學習熱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是因人施教。1940年3月，中共中央在《關於在職干部教育的指示》中，將在職干部分為四類：“甲、有相當文化理論水准的老干部﹔乙、文化理論水准都較低的老干部﹔丙、有相當文化水准的新干部﹔丁、工農出身的新干部。”根據這四類在職干部，確定了不同的課程內容。

　　二是理論聯系實際。針對干部學習中出現的理論和實際相脫離的問題，黨號召干部深入農村、工廠進行調查研究。1941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及《關於實施調查研究的決定》。中共中央設立調查研究局，各中央局、區委、省委或工委也成立相應的調查研究機構，指導廣大干部開展調查研究。同年9月，中共中央婦委和西北局聯合組成以蔡暢為團長的婦女生活調查團，赴陝甘寧邊區各縣調研。1942年1月，張聞天組織延安農村工作調查團，在陝北、晉西北進行了一年多的農村社會調查。

　　三是“擠”“鑽”和“學到底”相結合。針對干部學習中出現的工作忙、時間少的問題，毛澤東主張用“擠”的方法來解決。他指出，雖然每個人工作忙、時間緊，但在每天工作、吃飯、休息中間，“一定可以擠出兩小時來學習的”。針對文化水平低、看不懂理論的情況，毛澤東主張用“鑽”的辦法來學習理論。他強調：“看不懂的東西我們不要怕，就用‘鑽’來對付”“讀馬克思主義就是攻馬克思的道理”。同時，為了克服驕傲自滿的情緒，還要採取“學到底”的方法。毛澤東多次勸告全黨，參加學習應該堅持不懈、持之以恆，一定要學到底，“主要的是不要半途而廢，如果不是這樣，那會一無所成的”。

　　建立健全在職干部教育制度

　　為保証在職干部教育工作落到實處，黨制定了一系列在職干部教育制度，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在職干部教育制度體系。

　　一是平均每日學習兩小時制度。為了使在職干部教育工作深入開展，中共中央在《關於干部學習的指示》中要求“建立在職干部平均每日學習兩小時的制度，並保持其持久性與經常性”。隨后中共中央又在《關於在職干部教育的指示》中規定：“全黨在職干部必須保証平均每日有兩小時的學習時間，非因作戰或其他緊急事故不可耽擱。”

　　二是小組學習制度。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召開之后，延安的一些部門就自發建立了若干學習小組。1941年9月，中共中央決定大量設立高級學習組，下設若干學習小組。延安及各地高級學習組統歸中央學習組管理指導，按時指定材料，總結經驗，解答問題。在延安，上至中央領導，下到機關干部，普遍參加了學習小組的學習。毛澤東親自組織了一個哲學小組，在楊家嶺辦公地窯洞裡，每周三晚上，總有七八個人聚在一起，學習討論哲學問題。張聞天領導的學習小組把不同版本的《資本論》加以對照分析，對重要的章節乃至片段進行詳細、深入的討論。

　　三是輪訓制度。1942年2月，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在《關於軍隊干部教育的指示（第一號）》中指出：“輪訓制度為教育在職干部之有效辦法，團輪訓班排級干部，旅（分區）輪訓連、排干部，師（軍區）輪訓營以上干部。務期於一定時間全體干部均能受到輪訓，第一次輪訓完畢后，可進行第二次輪訓。”陝甘寧邊區還舉辦過黨訓班、行政人員訓練班、工程訓練班、司法訓練班以及工會干部、婦女干部等群眾工作的干部輪訓班。輪訓內容按照干部的文化程度和實際工作需要決定，或偏重文化教育，或偏重業務教育，而政治教育是同時進行的。

　　四是學習檢查和考核制度。“全延安在職干部學習的總檢查，每四個月一次，由中央干部教育部領導舉行之。軍事機關，邊區機關和中央直屬機關，每兩個月檢查一次，由各主管機關分別領導舉行之。各支部干事會須每個月檢查一次。”為了推進在職干部教育，黨還確立了考核制度，規定在職干部均須舉行定期考試，以測驗干部教育的成果。定期考試，每年總考試一次，每三個月舉行季考一次。考試結果除給以適當的獎懲外，並在解放日報或其他場合公布之。

　　（摘編自《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23年第5期 湛風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