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堅家書：投身革命舍小家

　　“我的絕命書及遺囑你必能見著……你不要傷心，望你無論如何要為中國革命努力，不要脫離革命戰線……十二時快到了，就要上殺場，不能再寫了，致以最后的革命的敬禮。”這是1935年3月20日，劉伯堅烈士就義前寫給妻子王叔振的最后一封家書，字字句句，感人肺腑、催人淚下，字裡行間浸透著家國情懷、民族大義和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

　　舍小家為大家、舍小義取大義

　　劉伯堅1895年出生於四川省平昌縣。赴歐洲勤工儉學期間，和周恩來、趙世炎等人發起組織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1922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3年底，被派往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被推舉為中共旅莫支部和旅莫共青團負責人。1926年8月，劉伯堅按照中共中央指示應邀到馮玉祥部任國民軍第二集團軍（即原西北軍）總政治部副部長。大革命失敗后，劉伯堅於1928年重返蘇聯學習軍事，期間出席了中共六大。學習結束后回國到中央蘇區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出發長征，劉伯堅奉命留在中央蘇區堅持革命斗爭，任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1935年3月初，劉伯堅率部隊轉移突圍，在戰斗中身中數彈，不幸負傷被捕。在獄中，劉伯堅大義凜然，寫下了《帶鐐行》等詩篇。3月21日，劉伯堅英勇就義。

　　臨行前，敵人問劉伯堅，還有什麼后事要辦？劉伯堅：有，第一，要寫封家信，交代我們子孫后代要將革命進行到底。第二，我死之后，要把我葬在梅關。葬在梅關，站得高，看得遠，使我死后也能看到革命的烈火到處燃燒。

　　劉伯堅在獄中共寫下四封家書，其中三封寫給妻子的兄嫂，一封是寫給妻子的絕命書。書信言詞間飽含拳拳父愛、鶼鰈情深，真實彰顯了一名共產黨人舍小家為大家、舍小義取大義的情懷。

　　堅守崇高理想信念與追求

　　由於工作需要，劉伯堅不得已與家人分離，舐犢之情更是讓他對三個年幼的孩子非常想念。在寫給妻嫂的家書中，劉伯堅多次提及孩子，信中詳細描述和記錄了兩位幼子托付的地方和人家。這背后是一位身為革命者的父親的深深牽挂，也表明斗爭形勢的艱難。

　　劉伯堅的家書不僅飽含牽挂，還對孩子們提出殷切期望：“諸兒受高小教育至十八歲后即入工廠做工，非到有自給的能力不要結婚，到三十歲結婚亦不為遲。”

　　劉伯堅為三幼兒所設想的人生之路，不是追求大富大貴、功成名就，而是希望“最重要的諸兒要繼續我的志向，為中國民族的解放努力流血，繼續我未完成的光榮事業”。在給妻子的絕筆信中，劉伯堅亦不忘囑托把孩子養育成人，希望愛人“用盡一切的力量教養虎、豹、熊三幼兒成人，繼續我的光榮的革命事業”。

　　多年后，劉伯堅的二兒子劉豹生仍能回憶起自己被送走的那個夜晚，腿部受傷的父親拄著拐杖站在漆黑的山間小路上，他哭喊著不願離開的情景。他也曾埋怨過父親的“狠心”，但在一遍遍重讀父親的家書后，漸漸讀懂了父親的赤子之心：有國才有家，父親的愛是大愛，是一種超越於家庭之上的家國情懷。

　　骨肉分離難忍，但為了革命，王叔振將剛出生未滿月的三子劉熊生留在當地寄他人撫養，在家書中寫下了“但木有本水有源，父母深恩不可忘記，仍要繼承我等志願，為革命效力，爭取更大的光榮”的內容。

　　因為身份保密的原因，直到1965年，劉熊生的身份才被公開。1979年，在父母犧牲44年后，年近半百的三兄弟首次聚首。

　　“生是為中國，死是為中國”

　　劉伯堅在家書中預見到了人生即將終結，但他坦然接受這一殺身成仁的結果，並拒絕家人設法營救自己。他在信中特別叮嚀親友們不要將他被捕之事告訴曾經的“友人”——原西北軍高級將領馮玉祥以及國民黨上層人士於右任等人，更不要請他們出面營救。主要原因在於，他深知自己“與他們走的道路不同”，不願“喪失革命者的人格”。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劉伯堅保持了共產黨人崇高的革命氣節。他以大無畏的革命勇氣寫道“為中國革命犧牲毫無遺恨”，表露出“決定一死以殉主義並為中國民族解放流血”的決心。他相信“不久的將來中國民族必能得到解放”。

　　劉伯堅“為中國革命沒有一文錢的私產”，四川的家“又被抄沒過，人口死亡殆盡”。鑒於三個幼子的養育還需要累及兄嫂，為此他信中懇請兄嫂的明達和理解，“為著中國民族就為不了家和個人”。劉伯堅等革命先烈身上展現出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和奉獻犧牲精神，激勵著無數共產黨人為實現民族獨立和365体育解放、國家富強和365体育幸福而不懈奮斗。

　　開國上將宋任窮評論劉伯堅的家書時說：“伯堅同志在就義前一天和當天寫的兩封信，字跡如往常一樣工整端正，遒勁有力。全信洋溢著對祖國、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無比忠貞和熱愛，顯示了一個革命者的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的氣概，閃爍著鐵骨錚錚、頂天立地的英雄的光輝，讀后感人肺腑，催人淚下。”

　　“生是為中國，死是為中國”，是劉伯堅對自己短暫一生最好的總結。劉伯堅畢生不懈追求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即便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亦從不后悔。

　　（摘編自2019年6月3日《光明日報》 董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