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時期積極應對人才隊伍危局

　　長征時期由於斗爭環境的變化，中國共產黨及其紅軍為求生存和發展，在嚴酷的對敵斗爭環境中，以務實的態度應對人才隊伍危局，採取系列措施對人才隊伍建設進行實踐探索。

　　愛護關照紅軍隊伍中的知識分子

　　長征中黨特別注意優待知識分子，主要包括學者，醫生、無線電等技術人員。

　　朱德、周恩來、王稼祥、李富春等人在指示中再三強調：“各級首長，特別是政治工作人員，應加強對特種技術人員的領導，要他們參加各項政治的研究與政治活動，特別要向他們說明目前的創造川西北以至全四川的蘇區根據地的勝利條件，加強他們對革命勝利的信心。”

　　在當時經濟困難的條件下，對於技術特別好的人員，“可給予用蘇維埃紙票兌換現洋的便利，同時將打土豪得來的實物、用具多分配給他們一些”，對“已規定了馬匹、特務員、練習生與行李擔子的技術人員，應不使他們感覺缺乏”。長征中曾擔任中央縱隊干部休養連指導員的李堅真曾回憶說，“長征中無論戰斗多麼激烈，情況多麼危機，作為技術人員的紅軍報務員不能丟，在四渡赤水期間，她曾經親自帶著警衛班戰士把負傷的報務員全部背回來”。

　　紅軍隊伍中有各種知識分子，包括文學家、畫家及各種有專門技術的人才，如文學家成仿吾，畫家黃鎮等。他們在長征中給戰士們講述自己的留學及棄文從武故事，感染了許多紅軍戰士，揭穿了國民黨報刊污蔑紅軍“排擠和殺戮知識分子”的謊言。正如長征回憶中所論：“在紅軍隊伍中不僅有文學家、軍事專門家、政治家，同時還有許多留學德、法各國的工程師、化學師。共產黨不但沒有排擠這些人材，相反的，特別優待他們。”

　　尊重長征沿線的知識分子

　　中央紅軍長征進入貴州黎平時，盡管戎馬倥傯，幾位領導同志仍然沒有忘記這座邊遠山城裡住著一位曾留學日本的趙學烺先生，當中央機關及軍委縱隊進入黎平后，時任中央紅軍干部團政治教員的成仿吾派了兩位干部四處打聽趙學烺的住處。

　　趙學烺的住處找到后，成仿吾同志因事務繁忙不能抽身，便兩次派人拿著他的名片造訪，但趙學烺對紅軍不了解，托故不見。事后談起此事，趙學烺懊悔不已道: “紅軍那麼思才若渴，實在是辜負了人家的厚意，要不是錯過那次機會，那麼我至少也可以為365体育的解放事業，多少貢獻出自己的一點力量。”

　　住在黃平城關的彭冠杰先生，其家族世代以教書為業，黃平之戰前，他到鄉下躲避。紅軍進城后，了解了彭冠杰的這一情況，一位紅軍首長親自上門安慰留在家中的他的母親，說:“紅軍對教書先生是尊敬的。”

　　彭冠杰家工薪收入微薄，家境貧寒，這位紅軍首長當即送給他母親一件灰布上衣，后來紅軍又給他家挑去一擔谷子。

　　中央紅軍1935年長征到達遵義時，與遵義縣八裡鄉街上開藥鋪行醫的李煥亭中醫結下深厚情誼。紅三軍團某部幾位紅軍借宿於李煥亭家中，其中有一位是紅軍軍醫，其與李煥亭老人交談投合，李煥亭將自己所藏線裝醫書給紅軍軍醫翻看，紅軍軍醫生臨走時亦贈送了李煥亭老人一本衛校教材《內科學》上冊，現珍藏於遵義會議紀念館。

　　這本教材是紅軍1933年10月於茶嶺編輯印發的。其見証了紅軍長征中尊重知識，愛護書籍，與知識分子建立的深情厚誼。

　　激發知識分子覺悟，引導知識分子走上革命道路

　　紅軍長征期間，黨注意對知識分子的安排使用並引導他們走上革命道路。1935年1月14日，紅軍總政治部發出《關於地方工作的指示信》強調“對富農、商人、知識分子等，採取許多靈活的策略”，注意“吸引城市知識分子來參加發動群眾的工作”。

　　中央紅軍在遵義期間，對青年師生進行教育指導，通過“紅軍之友社”等組織，教育和引導一部分進步教師和學生走上革命道路。他們有的參加紅軍游擊隊﹔有的參加“打土豪”等群眾工作﹔有的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為紅軍長征及中國革命的發展做出貢獻﹔有的人甚至獻出了寶貴生命。

　　紅軍在遵義期間，徐特立嚴格執行黨的文化教育政策，注意團結進步知識分子，拜訪教育界知名人士，如漢學家趙乃康和教育家朱穆伯，耐心向他們解釋黨的文化教育政策，並希望他們團結更多的文化教育界人士擁護共產黨的政治主張。最終，朱穆伯放棄了國民黨當局給予的高官厚祿，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黨的領導下，堅持地下斗爭。

　　紅二、六軍團長征到達畢節后，努力爭取當地舊知識分子和開明士紳周素園。周素園是清朝末年的秀才，曾在貴陽辦過《黔報》，在北洋政府中供職，出任過軍閥袁祖銘部的秘書長，后回到畢節家鄉，閉門讀書。周素園家裡有許多馬列主義書籍，研究馬克思主義十多年，對馬克思主義、共產黨、紅軍有認同感，在紅軍“抗日反蔣”政策的感召下，周素園應邀出任貴州抗日救國軍司令。后不顧年邁，隨紅二、六軍團參加長征，利用自己的關系，給雲南龍雲、孫渡寫信，宣傳共產黨的“抗日反蔣”主張。

　　保護長征沿途的書籍等文化設施

　　中央紅軍在遵義期間，愛書如命的徐特立特別注意保護當地古籍圖書。徐特立聽說曾在周西成執政時期擔任民政廳長的楊干之告老還鄉注釋《巢經巢詩》時，特地到楊家拜訪，看見楊家院內遍地是書，書房內更是書山書海，不乏珍本孤本，徐特立十分擔心這些珍貴圖書在戰亂中遭受損失。

　　后來，徐特立又去拜訪遵義縣書法家王石珊，見幾位年輕戰士正燒書取暖，十分生氣，當即制止了戰士的行為。為了保存好遵義的這批珍貴文化典籍，徐特立對遵義教育界知名人士趙乃康等人做工作，將遵義城散亂在各家的書籍集中到文廟保存。新中國成立后，這批書籍成為遵義圖書館成立時的重要藏品。趙乃康甚為感動，寫了首詩: “軍中忙無暇，積極救文化，維護文物功，當不在禹下”。

　　此外，紅軍長征在雲南時，中央紅軍紅九軍團王首道在雲南沾益縣播樂學校接見了學校教師溫培群等，鼓勵他辦好學校，還送給學校相關革命書籍，如《革命領袖傳》《土地問題》《共產國際綱領》等，臨走時王首道還給進步教師李潤生留下一個親筆字條:“以后，各軍到此，請指示工作”，給當地知識分子以極大鼓舞。

　　重視學習，利用行軍和作戰間隙開展各種方式的文化學習

　　長征途中，紅軍沿用和創新各種學習方式來掃除“文盲”，普及紅軍戰士的文化教育，提高官兵的知識文化水平。如利用長征行軍間隙在連隊中開辦列寧室，組織連隊思想政治工作及文化娛樂活動。

　　在行軍途中，張聞天同志提倡“看后背”，即每個紅軍戰士背后背一塊寫字紙板，開展學文化。鐘有煌也指出，中央紅軍長征中打仗行軍之余，不忘學習文化，常常可以看到戰士們的背包上都挂有識字牌，邊走路邊學習，文化水平提高很快，以至於在和紅四方面軍會師后，被稱贊說:“你們一方面軍的干部戰士都是知識分子。”

　　紅軍領導干部帶頭學習，如毛澤東長征每到一地，都要警衛搜集各種書籍報紙學習知識。“長征四老”的董必武也在長征途中一直堅持讀書學習，但因戰爭緊張，天天行軍，有時連個菜油燈都找不到，看不了書，把他憋壞了。

　　據董必武勤務員鐘珠瑞回憶，“他除去早上、傍晚同林老、徐老、謝老一起散散步，議論議論形勢外，其他時間幾乎全部用來讀書、練書法。董老的俄語水平很高，一本像磚一樣厚的俄文版馬列著作，他三兩天就讀完了。他的學習方法是，用俄語誦讀，讀一陣，用毛筆寫一些什麼，接著又讀。讀累了，便端坐案前，屏息靜氣，懸握毛筆，寫上百把個正楷小字。從早到晚，天天如此”。

　　（摘編自《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學報》2022年第5期 謝東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