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前后黃顯聲的對日斗爭

　　九一八事變后，執行不抵抗政策的東北軍和警察大部撤退到關內，一部分見風使舵“歸順”日軍，但是，也有一部分愛國人士則拿起槍杆進行殊死抵抗。黃顯聲就是進行殊死抵抗的一個代表性人物。我們在國家公祭日之際發表此文，就是為了致敬那些在民族危亡之際奮起抵抗的前輩們。

　　九一八事變前的抗日准備

　　九一八事變前半年，張學良突然對遼寧省警務人事進行調整。時年35歲、駐洮南的陸軍步兵第20旅旅長黃顯聲出任遼寧省警務處處長、省會公安局局長（即沈陽市公安局局長）。在此之前，黃顯聲主要負責張學良的護衛工作，在日本人蠢蠢欲動之時，張學良調他進入省城，而且身兼兩個要職，不僅說明其個人能力出眾，更顯示出張學良對他的賞識與信任。

　　一個月后，黃顯聲又被東北政務委員會增選為遼寧省政府委員。

　　黃顯聲是遼寧省鳳城葦山河（現屬岫岩滿族自治縣）人，中學就讀於安東道立中學，1918年考入北京大學的預科。經五四運動的洗禮，他投筆從戎，於1921年返回沈陽，后進入講武陸軍預備學校（東北講武堂前身）第三期炮科學習，歷任連長、營長、團長、東北講武堂教育長、張學良衛隊旅旅長、東北軍騎兵師師長兼副軍長、遼寧省警務處處長、東北軍參謀處處長、代理北寧路局局長、北平軍分會總務處處長等職。

　　作為土生土長的東北人，黃顯聲對家鄉的建設滿懷熱情。他在走馬上任后，便雷厲風行整頓全省警政。他先是鏟除此前警務處盛行的賣官鬻爵之弊端，隨后撤換了幾個民憤極大的縣公安局局長以及公安處內的貪污瀆職分子，並對處內職員施行考核制度，量才錄用，提高了警察隊伍的素質。他還利用自己兼任遼寧警官高等學校校長之機，培養了不少警察干部，提高了他們的業務水平以及對日本的認知。

　　這些舉措為后來義勇軍的成立提供了有力支持，因為后來的東北義勇軍中有不少人出身於警察，一些義勇軍的領導者也有擔任警察局局長或警員的經歷，如劉景文、鄧鐵梅、王鳳閣、高玉山等。與此同時，他還著手整頓省城交通秩序和市容市貌，禁吸鴉片，打擊賭博等。

　　黃顯聲這些除舊布新的舉措為他日后的對日斗爭做了一定准備，但也因此得罪了一些舊勢力，以致出現他要轉任天津公安局的傳聞。好在他有張學良的庇護，才沒有讓這些傳聞變成現實。

　　在對日斗爭方面，黃顯聲一邊多方搜集日方情報，一邊積極處理對日事務。當時東北局勢緊張，日本關東軍一直蠢蠢欲動，試圖挑起戰端。1931年3月29日，日本守備隊突然包圍沈陽城內一處警察分所、擄去槍支，黃顯聲獲悉消息后一方面立即派員與日本守備隊交涉，另一方面向張學良匯報，請求外交部駐遼寧特派員辦事處向日領署提出嚴正交涉。為了方便我方交涉，黃顯聲特意提供了一份交涉應主張的理由及目的的材料。由於黃顯聲等人的不懈努力，日軍的這一挑舋事件以日軍的撤退、返還槍支而告終，但黃顯聲通過這件事情對日本侵略者有了更深的認識，他在給省政府的報告中，就痛斥日本軍人的野蠻行為，稱他們“蠻橫異常，向我警官及交涉人員持槍威嚇、迫令簽字，並監視行動、限制自由”。

　　此外，他還支持“拒毒聯合會”沒收日商偷運的海洛因380包、鴉片40箱，並公開焚毀，對日本滿鐵警憲滋事尋舋，不失時機地針鋒相對作斗爭，維護民族利益，使日本人對他非常嫉恨，以至於日軍佔領沈陽后，就抄了黃顯聲的家。不僅如此，日本人佔領北平后，再一次抄了黃顯聲的家。日本人對黃顯聲抗戰行為的惱怒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1931年7月，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為侵華制造借口，先后挑起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沈陽局勢驟然緊張。黃顯聲匯集各方情報，在獲得省主席臧式毅和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榮臻的允准后，前往北平向張學良詳細匯報，請示對策。張學良雖提出要依靠國聯不予抵抗，但也指示地方武裝可以加緊訓練，嚴加戒備。

　　返回沈陽后不久，黃顯聲以省警務處的名義，將全省警政區劃進行調整。當時，遼寧全省公安隊約計2.7萬人，分別由各縣公安局局長指揮，防區限於一縣，發生匪患時往往不能收協助之效。黃顯聲為化除各縣畛域觀念及調劑各縣剿匪實力，將全省各縣公安隊按照距離相近的原則進行聯合，劃分為12個區域。每區統轄5個縣或4個縣的公安隊，設總隊長1人，指定各區內適中縣份的公安局局長或公安大隊長兼任，所有該區下的縣公安隊均歸其調動指揮。鑒於一些公安警隊中有警察無槍或有槍也多是破損的情況，黃顯聲在征得張學良同意后，向全省58個縣公安局發放舊槍支20余萬杆，每杆槍發子彈50發。這些武器在九一八事變當天警察部隊的抵抗以及之后抗日義勇軍的組建過程中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九一八事變的防范與應對

　　九一八事變的具體侵略計劃，早在1931年5月就已由石原莞爾中佐和板垣征四郎大佐擬定。整個侵略計劃的要點是：要求行動迅速，必須在一夜之間，造成佔領沈陽、長春的事實。

　　九一八事變之夜，張學良在北平大病初愈，代理司令官張作相正在原籍為父發喪，參謀長榮臻在事變的前一天為其父大擺壽宴，事變之夜余興未消。沈陽駐軍在不抵抗政策的影響下，基本沒有任何迎戰准備與措施。當時，遼寧省內僅留駐省城沈陽的步兵第7旅、駐錦州的步兵第12旅、駐洮南的步兵第20旅、駐通遼的騎兵第3旅，以及駐山城鎮的省防第1旅和駐洮安的省防第2旅。其中，在省城沈陽的軍警部隊約8000人。這對於堅持以武力解決“滿蒙問題”的日本侵略者來說，“是最重要的天賜良機”。

　　沈陽的軍警部隊雖未積極備戰，但黃顯聲作為一名愛國將領，在事變當天還是做了一些防范和准備。時任遼寧省警務處督察長的熊飛（即熊正平）回憶：“九月十八日晨、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由日本國內回到沈陽，與本庄繁在大和旅館秘密見面后，南滿站情況立即緊張了。我派駐南滿站工作人員郎愚向我報告說：‘土肥原帶有重要密謀，將採取爆發行動。’我將此情報，報告了黃顯聲。”

　　接到情報的黃顯聲遂嚴令各警察分局及公安隊待命行動，並於當晚親到公安局坐鎮以防不測。事變發生后不久，時任東北軍第7旅旅長的王以哲趕赴公安局與黃顯聲商量應對之策，王以哲稱：“早有決定，服從命令，退出北大營，向東山嘴子東北講武堂撤退。”黃顯聲表示了不同意見：“公安各分局隊，將盡力支持，非到不能抵御時，決不撤離駐地。”他甚至命令部下“市區不能打，就拉出去打，一定打到底”。這表明黃顯聲對不抵抗政策持針鋒相對的態度。

　　1931年9月19日上午，日軍相繼攻佔沈陽市南市、北市商埠地和大小西關，駐在這些地區的警察按照黃顯聲的命令奮起抵抗。其中，二經路警察署、商埠三分局、南市場等處的警察大隊及公安分隊率先起來抵抗，其他地區也有零星抵抗。戰斗中，公安警察“被日軍擊死者五六名，工業區六分局死10余名，皇姑屯地方公安局死10余名”。

　　由於黃顯聲等人的抗日壯舉是自發組織的行為，敵我力量懸殊，又缺少足夠的后援支持，大部警察很快就被繳械，警署也被搗毀。在這種情況下，黃顯聲隻能命令剩余的警察部隊撤退，並要求他們以分隊為單位，盡量攜帶武器彈藥出城，到錦州集中，而黃顯聲自己則留在城中觀察動靜，后見大勢已去，才化裝趕赴北平向張學良報告一切。

　　在謁見張學良后不久，黃顯聲就被安排到錦州前線，繼續從事抗日斗爭工作。

　　九一八事變后的抗日活動

　　沈陽淪陷后，張學良於1931年9月23日通電，將東北的軍政中樞西遷至錦州，並在那裡設立了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行署和遼寧省政府行署。9月25日，黃顯聲按照張學良的指示，帶領遼寧省政府部分人員20多人，由北平前往錦州。由於張學良和張作相都未曾前往錦州，軍政事務由黃顯聲代拆代行。也就是說，黃顯聲成為實際的前敵總指揮。在這個階段，黃顯聲的抗日活動主要是組建抗日義勇軍、打擊偽軍和誅殺漢奸等。

　　黃顯聲在錦州期間，首先整編由沈陽撤出的公安警隊。9月末，他主持召開錦西、義縣、興城、綏中、北票、黑山、盤山、台安等縣公安局局長會議，會上決定抽調各縣干警補充公安警隊，重編公安騎兵三個總隊，定名為遼寧全省特別公安隊，於錦州城郊三屯處整訓。黃顯聲任總指揮，熊飛任參謀長。特別公安隊成立后，分駐北寧路沿線關外各站，隨時等待命令行動。黃顯聲還通令全省各縣加強與駐錦州的省府警務處的聯絡工作，以便了解敵我的最新動態，為抗日行動的開展做好必要的情報准備。

　　在打擊偽軍和誅殺漢奸方面，黃顯聲最值得稱頌的是堅決果斷地鎮壓了凌印清和張學成兩支剛剛拼湊起來的漢奸隊伍，並勸說張海鵬偽軍部隊的一些舊部反正。1931年10月初，日軍派出高級特務倉岡繁等10余人為顧問，幫助凌印清在盤山組建偽軍“東北民眾自衛軍”。該部偽軍第一師第一旅旅長單廷秀是遼寧全省特別公安隊參謀長熊飛的學生，於是黃顯聲通過單廷秀策反了該軍第一師師長項青山和第二師師長張海天。10月27日，項、張二人率部起義。黃顯聲隨即派熊飛率兩個公安騎兵總隊參戰，漢奸凌印清被擊斃。

　　日本人隨后又扶持了張學良的堂弟張學成組建“東三省自治軍”。張學成是張作霖二哥張作孚的長子，比張學良小1歲。其父張作孚陣亡后，自幼被張作霖撫養成人，恩同父子。1919年與張學良同期就讀於奉天講武堂第一期。畢業后與其弟張學文一同被張作霖送到日本陸軍大學留學深造，歸國后被張作霖提拔為衛隊營營長，不久又被提拔為團長、旅長。1928年，張作霖在皇姑屯事件遇難后，張學成投靠石友三。1930年中原大戰時，張學成因石友三部失敗，遂逃至天津。九一八事變后，張學成從天津奔回沈陽。當日本人向其拋出橄欖枝，張學成欣然接受。1931年10月29日，張學成接手“東北民眾自衛軍”殘部，組建“東三省自治軍”，試圖作為日軍前驅進佔錦州。黃顯聲在請示張學良后，派公安騎兵第二總隊進攻張學成部。由於東北365体育堅決抗日，加上張學成的偽軍無心戀戰，交火后不久張學成部即被擊潰，張學成本人也被亂槍打死，偽旅長榮庭被俘。

　　這兩次剿滅漢奸隊伍的勝利，不但使遼寧民眾為之振奮，也使張學良受到一定鼓舞。

　　在打擊張海鵬部等偽軍的過程中，黃顯聲勸說一些曾被迫加入偽軍的舊部反正，從而削弱了遼寧地區日偽軍的力量。張海鵬原是奉系軍閥張作霖的結拜兄弟，為奉系元老之一。皇姑屯事件后，在張學良麾下任洮遼鎮守使，駐守洮南。因向張學良謀求黑龍江省省長一職未成，一直憤憤不平。九一八事變后，他投靠日本，任偽邊境保安司令。1931年10月，在日本關東軍的支持下，張海鵬派兵向黑龍江省城齊齊哈爾開進。

　　為了削弱張海鵬部偽軍的力量，黃顯聲前往洮南策反舊部，原來在張海鵬部偽軍中有兩個團是黃顯聲擔任東北軍旅長時的部下，1930年黃顯聲率部駐防洮南，因與張海鵬不合而去，這兩個團遂歸張海鵬指揮。九一八事變后，雖然這兩個團也被迫跟隨張海鵬投日，但他們對張海鵬的賣國行徑“不以為然”。當黃顯聲對這兩個團的團長曉以大義時，他們欣然接受，並計劃在10月16日行至黑龍江泰來附近時，實行反正。據當時的媒體報道，這兩個團反正后，遂與屯墾軍及於兆麟部聯合，在后路夾攻張海鵬部，而在張海鵬部的前面有黑龍江省原駐軍隊予以當頭痛擊。於是，被前后包夾的張海鵬部“極為狼狽，軍心亦離散，乃急退出泰來，聞將向蒙邊退卻”。黃顯聲的工作得到了張學良的認可。此后不久，張學良甚至計劃派他前往黑龍江，收容張海鵬部。

　　在黃顯聲的帶領下，遼寧地區的抗日活動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他深感抗日力量薄弱，故趁日軍尚未向遼西進攻之機，積極擴大武裝。張學良擔心中國正規軍與日軍交戰給日軍以“口實”，並未給予黃顯聲部隊正規番號。在這種情況下，黃顯聲將新編部隊稱為“遼寧抗日義勇軍”。

　　張學良雖然未給予黃顯聲部隊正規的部隊正規番號，但對黃顯聲擴大武裝力量還是給予極大的支持。黃顯聲曾計劃在遼西一帶組織一支8萬人左右的義勇軍隊伍。是時，凡赴北平找張學良的愛國志士，張都一一介紹給黃顯聲。於是，到錦州請纓抗戰的人紛至沓來，黃顯聲都分別給予安排。與此同時，黃顯聲還著手部署各地成立武裝民團，平時為民，戰時為軍，融保家衛國於一體。他曾於1931年11月末攜款1.8萬元赴通遼組織義勇軍1.5萬人。到1931年末，黃顯聲在遼西、遼北一帶組織各類性質的抗日義勇軍總數已達5萬人之多。特別是由錦州派往鳳城的鄧鐵梅所部義勇軍威震遼東，戰功顯赫，曾引起日本關東軍的恐懼，稱其為“東亞之癌”。遼寧各地的義勇軍經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統編為五十六路軍，聲勢浩大，其中遼西、遼南各路的組成和發展與黃顯聲的組織、號召密不可分。

　　隨著1931年10月1日遼寧行署在錦州成立，日軍開始進犯錦州。在堅守3個月后，錦州於1932年1月2日淪陷。這期間，黃顯聲率部在錦州外圍與日軍激戰，終因缺乏重武器和后援，不能力敵而撤離錦州。在撤離過程中，黃顯聲主動承擔斷后掩護的工作。最后，黃顯聲部一部分隨黃顯聲入關，一部分則留在當地堅持抗戰。至此，黃顯聲在東北大地進行大規模的抗日斗爭暫告一段落。

　　此后，黃顯聲曾試圖組織部隊打回東北，但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實現。不過，在這一過程中，黃顯聲逐漸認清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本質，特別是作為東北人的他雖有收復東北疆土的報國之志，卻沒有施展拳腳的機會。於是，他輾轉尋求抗戰報國之路。

　　1936年8月，黃顯聲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共的特別黨員。1938年2月，他被國民黨特務機關秘密逮捕。1949年11月27日，就在重慶解放前夕，黃顯聲被軍統特務殺害，終年54歲，一代抗日英雄就此隕落。

　　回望歷史，黃顯聲在九一八事變前積極開展對日斗爭，事變當天率部抵抗，事變之后在遼南、遼西組建義勇軍進行抗日。正是有黃顯聲這樣一批愛國仁人志士，毅然投身於民族革命斗爭之中，中國的抗日戰爭終會取得勝利。

　　他們的英雄事跡值得后人永遠銘記。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本文系沈陽英雄城市塑造專項重大課題：“沈陽抗戰基本內容和歷史地位研究”（課題編號：YXCS2022-01-02）的階段性成果]